再现历史与还原历史的两难选择刘震云温故一九(2)

二、还原历史真实

“历史从来都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5］。那么，历史由谁来筛选呢？怎么筛选呢？筛选掉的就是无关紧要的吗?筛选下来的历史真实可靠吗？我们如何接近历史真实呢？

作为灾民后裔，小说中的“我”带着朋友之托和使命感踏上了温故一九四二的道路。一开始认为事情不难做，因为那是自己家乡曾经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且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很多乡亲都还健在，所以回忆起来相对容易。为了还原这段历史，作者采访了大灾荒的亲历者，试图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挖掘历史真相。但是，当作者开始采访记忆力健全的姥娘的时候，老人家却偏偏忘记了一九四二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依稀记得“飞蚂蚱那一年”；当过支书的花爪舅舅，作者本以为能从他身上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比起一九四二年大旱，他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逃荒路线；出身大户人家的范克俭舅舅，竟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当提到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只记得自己家损失了一座小楼；县政协委员韩老清晰记得的是大旱那年自己主持的赈灾义演……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让刘震云深感采访获得的信息是零碎的、发生遗忘的，甚至是不准确的，即使这些灾民能够回忆起来，其中也掺杂着记忆错乱和人为的添枝加叶。所以，这段灾难史被主流的意识形态筛选掉了。为了得到真实的历史，小说中的“我”借助《大公报·豫灾实录》这篇报道的相关资料，了解到1942的战事、天灾以及当时老百姓面临的饥饿等问题。但是，《大公报》没有发表几天却被强制停刊了，停刊的原因主要来自上层人物的压制，他们觉着这些报道是不真实的，他们虽知道灾荒很严重，但是认为不至于像报道说的那样死了300万人，而且，在统治者看来，比起灾荒，中国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或许更加重要。因此，300万人的历史就这样被主流意识形态筛选掉了，留下了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看起来更加体面的历史事实。

所以，为了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作者大量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作者不厌其烦地引用资料，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刘震云将弄清历史上的具体事实作为写作的根本任务，“如实直书”成为其写作的基本主张，力求为这场灾难作“文字还原”。然而返回历史并不是回到旧的历史中去，而是要求创造出某种新的形式的历史，这种新的形式的历史就是以文本再现的方式还原历史真实，即不再追求以往的“大历史”叙事，而在文本中力求还原“小历史”，看到文本与历史的相通之处。然而，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鲜明态度是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刘震云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新历史主义发生了背离。同时，刘震云也传达出还原历史的两难选择：如何通过“纪”来达到“实”？这种主观的“纪”距离客观的“实”究竟有多远?我们能不能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如果能，通过什么方式呢？

三、中国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反思

新历史主义因阐释历史的独特视角而受到很多理论家的青睐，后渐次演变为声势浩大的文艺文化思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传到中国，中国的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大大激发了他们对于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历史‘可能性’的探索”［6］。他们不厌其烦地书写家族村落的历史、被历史洪流遗忘的小人物命运史、野史秘史从而达到重申正史的目的。可以说，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派小说等等都与新历史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如格非、余华等的完全颠覆传统历史、充分建构历史的个人化和偶然性，苏童、叶兆言的借历史为个人命运遭际演示背景的“人物化”历史，也有乔良力求客观的，对传统历史进行修缮工作的军旅历史小说，当然也包括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在作品中，刘震云借鉴新历史主义的基本主张“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来力求再现发生在中原大地河南的灾荒史。但是，刘震云的目的并不在此，他是要通过“纪”的方式来再现历史上的“实”。这充分体现出刘震云“实证主义”的态度。同时，刘震云对文本的处理方式受到理论家的批评和怀疑：“作品不厌其烦的资料征引和档案堆砌也有损作品的艺术完整性。……使作品失去了审美依托。”［7］刘震云以高超的文本再现历史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1942年的河南灾荒史，但是纵观整篇作品，刘震云反复引用大量的资料导致小说似是而非，因此使得文学作品失去了自身的审美性。同时，作家沉迷于在文本中找寻真实客观的历史，“将历史等同于文本，在恢复了历史意识的同时又消解了历史”［8］。既忘却了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同时也将历史的精神性和神圣性消解殆尽。尤其“在后期历史话语书写中，……陷入到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的悖论中”［9］。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的以下弊病：（一）作品过分追求还原历史，把历史与文本画等号，因此使得文学作品失去自身的审美特性；（二）不论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和重塑历史，文本再现的历史都没有真正进入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客观历史的存在；（三）通过对历史进行“戏说”、“调侃”和自行“解构”，将历史的神圣光环消解殆尽，最终离客观存在的历史越来越远；（四）外来理论的引入，本土作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吸收、理解和实践，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回答。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20/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