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鹿鄂温克族生态移民与文化变迁的综述研(2)

在关于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生态移民的文化传承的发展方式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白兰认为：“鄂温克的狩猎、驯鹿文化没有和其他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机会，她要么生，要么就是死。”“所有的一切给予了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一种外力的干预，所以这个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她的硬伤。”而根河市人大副主任、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研究学者孔繁志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总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余吉玲（2009）的观点与孔繁志相似，她认为文化的变迁引起文化的适应，也必然引起一部分传统文化的流失，引起部分民族心理的失落，而文化也是在适应、互动、调试、交融、碰撞中前进的。谢元媛（2005，2011）则持一种折中的理性态度，对生态移民后敖乡面临的生产生活困境和文化选择压力以及经济发展困境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指出文明的责任更多地体现在对有限资源使用的权力分配上，意味着理性感召而不是标签化处理，意味着人文关怀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从而化解不必要的冲突。

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就国外而言，研究我国使鹿鄂温克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资料并不多。俄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C.M.希罗科戈洛夫(中文名史禄国，1984)通过在后贝加尔和我国东北地区田野调查搜集了丰富的材料，他将我国大小兴安岭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通称为北方通古斯，将使鹿鄂温克民族成为满洲驯鹿通古斯，用较大篇幅阐述了通古斯家庭的形成、机能及其发展变化，对氏族制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对氏族名称的含义以及亲属称谓问题作了记录，论述了该民族和邻族的关系以及内部集团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在研究我国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社会历史时当作参考。

美国学者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rey）与戴维·史尼斯（David Sneath）（1999）致力于剔除对草原畜牧非定居的种种偏见和刻板印象，通过对中亚地区的俄罗斯、蒙古、中国三个国家的草原生态区的比较研究，分析了草原移民定居对环境和地方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尽管牧民渴望着城镇化的现代生活，但城乡一体化过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与草原生态特点相契合的地方文化的衰微与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地方知识精英在积极地致力于文化复苏，另一方面是新的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这些都是移民定居所要面对的问题。

小结：综上所述，对于使鹿鄂温克民族的研究，古代史料提及的只有点滴，近代仅仅了解了该民族的生活生产状况和衣食住行情况，现代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但国内外学者对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民族的研究，更多是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多侧重于历史、族源、生活生产方式、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形态的研究。生态移民后，很多学者注重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人口发展、民族融合、民族文化特点、社会发展困境的研究，致力于探寻出一条符合该民族实际情况的社会发展模式，也有一些学者分析了生态移民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流失以及文化变迁的表现。

以上查阅的文献资料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很少有将其放入生态移民这个特殊社会变迁历程中进行考察，缺少从移民规划与现实需求脱节的现状和生态移民后再社会化的要求出发阐述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文化困境的表现。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顺利开展，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民族的生产水平和生活环境得到充分改善，但这次生态移民也使民族传统文化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猎民与外界交流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民族风俗大量涌入，产生文化震惊和文化堕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逐渐代替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本民族传统文化模式中的语言、饮食、民族服饰、交通工具等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本民族内部代际间也发生了分歧，两代猎民的生活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年轻猎民愿意到城里生活、学习，而老一辈的猎民则对下山后的生活感到失落和不适应；民族风俗和信仰也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如桦树皮船的制作技艺在失传，驯鹿不再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而是供游客欣赏，萨满教随着敖鲁古雅鄂温克最后一个萨满妞拉的去世而失传，越来越多的年轻鄂温克人不会说本民族语言等等。这些文化困境与生态移民这个特殊的社会变迁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找到符合该民族实际情况的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必要且紧迫的。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413/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