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民族历史(2)

在中国科幻史上，当代科幻第一次显露出如此浓厚而沉重的历史意识，在此之前，中国科幻更多地向前看而很少回望。中国科幻历史上与当代最相似的时期当属晚清，晚清一代与甲午战争的时间距离和当下与抗日战争的距离有着巧合的相似。不同的是，彼时的晚清尚未脱离民族危机，而如今的中国富强安定。相较而言，晚清一代科幻作家应该比当代科幻作家的历史痛感更加强烈、清晰，但事实并非如此。晚清的作者带着迫切的民族焦虑想象未来，兴致勃勃地建构了一个又一个乌托邦，立身贫弱却豪情万丈；当代的科幻作家却在大国崛起的语境中一次次回忆民族的疼痛、凝望人类的末日。

这种反差可以用“时间”来解释。晚清科幻的时间尺度以中西方的文明差距为参照，跨度不过百年左右；而当代科幻的时间以宇宙文明的兴衰为尺度，跨度可达数亿年或直抵末日。时间观念上，晚清科幻作者经西方科学理性（尤其进化论）的冲击，跳出了古典的循环时间观，逐渐建立起线性前进的时间意识，“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3]。而当代科幻作者在摆脱了民族危机并基本实现了晚清一代的强国理想后，所探寻的是宇宙的终极。在巨大的时间跨度上文明以星球、星系甚至是整个宇宙为单位更迭，日常感知的线性时间被纳入了更大尺度的循环之中，这就使得“历史”与“未来”不再处于“现在”的两端，而具有了某种同一性。在晚清一代的时间轴上，历史的苦难会因为国家的发展而成为永远的历史，因而只需奋力向前；而在当代科幻的世界中，文明的演变会在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空间中无数次循环，历史的痛苦还将无数次重演。在这无尽的循环构想中，一个文明的兴衰不再具有真实历史的或然性，而在大尺度上必然走向衰败灭亡的宿命。这种认识使得当代科幻呈现与晚清不同的悲观态度，并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刻出现整体性的社会性转向。

共时层面，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科幻的民族历史书写也显示出鲜明的独异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宏大叙事，这同样可以用 “主流文学”/“纯文学”与科幻之间经典的“内-外”之别来解释。主流文学将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记忆内化于个人的经历与感受；科幻则将个人符号化，纳入民族历史的整体书写中。

上述特性在“新生代”与“更新代”之间略有差异，但同大于异。从前文提到的作品集中可见，虽然在后者中出现了社会性转向与向内的倾向，但仍延续着整体性的视野与“个人”的符号化。

三、“当代”的内部演变与现实观照

强调科幻中的“种族”与历史中的“民族”具有可类比性，是一种解读方式。但二者的差异同样不能忽视，它们为理解中国当代科幻中的民族历史及其意义提供了钥匙。

从历时性角度，“种族”是“民族”的延伸，是经济全球化与问题全球化时代呼唤的“人类共同体”。从“民族”到“种族”，是利益单位与视野扩大的结果，这种延伸其实已经发生过多次。以中国历史为例，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到分封制下的“国”，再到近代的“民族国家”，都可以看成相似的延伸模式，并形成一条延伸的链条。从《赡养上帝》《乡村教师》《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阿西莫夫的《银河基地》等科幻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延伸的继续：它还可以由“人类”扩展到太阳系、银河系，甚至是整个“碳基文明”，或者在一些关于“平行宇宙”的作品中延伸为单个宇宙，如《纤维》《六道众生》。

现代性理论会强调这种延伸的内在差异，认为进行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环时，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4]，这种界定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共同体的最大区别或许在于“有限性”。即使有地域的边界与他者（蛮夷）的存在，但由于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存在，这些有限的共同体都可以被视为是无限的；只有到了近代，在西方诸国的参照中建立了民族国家意识，才对边界、主权等概念有了“有限”的认识。从“民族”到“种族”的延伸中又发生了改变。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各竞争主体虽力量不均但在身份上都是对等的民族国家；但在地球人类与宇宙他者之间，我方的有限性依旧有效，但“他者”却变成了无限与未知的。

具有这种差异的“人类共同体”想象是否能像“民族共同体”一样激起某种热情——类比“民族主义”的“人类主义”？“新生代”与“更新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新生代”科幻作家刘慈欣相信并呼唤这种“人类主义”精神，集中表现于其作品中为人类而牺牲的英雄主义；但“更新代”的作家们则很怀疑这种团结的意义与有效性，例如《弦歌》中借人物内心活动所说：“爱国主义早已被诟病，此时的‘爱球主义’则更像一场笑话。”[5]郝景芳将文中“英雄主义”“民族气质”的消散归因于人类面对强大外星文明时的弱小与溃败，这种因果关系在民族历史中是不成立的，外族入侵反而会激起并加强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也正是在此时最为彰显。这种因果关系的成立正在于“他者”的无限性与前述循环的文明观、时间观，所有的反抗都会因为失败的宿命而失去现实意义。即使在惯性（民族主义的惯性或者“新生代”创造英雄的惯性）的驱动下有少数人选择继续抵抗，“他也一定知道这不是英雄的抵抗，而是向悲剧结局迈进的毁灭的抵抗”[6]。刘慈欣崇高的悲剧感到“更新代”作家这里演变为绝望的反抗，宏大叙事中的英雄主义沦为个人选择之一种。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616/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