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学生更加历史地评说历史人物以人教版选修(2)

印度特殊的土壤、人物独特的经历决定了甘地独特的思想和独特的斗争方式。要引导学生认识到甘地同样也代表了印度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否则甘地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追随者，他的事业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要引导学生懂得，一个坚持仁爱和真理，能够宽恕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的人内心是多么的坚强。我们评价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简单地、套用公式的评价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简单地称非暴力运动暴露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一结论不是历史地评价甘地和他领导的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式。国人研究历史往往喜欢套用规律，缺少个案研究和实证精神，正像对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结束后的春天过去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有学者指出，民族工业在一战后并不是都像张謇的企业一样衰落的，张謇的企业的衰落有其自身方面的因素，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没有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光简单地得出武断的结论，往往不能说明复杂的历史问题，只能把历史研究引向歧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往往是通病，但不能简单地把一切都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复杂问题简单化，多因问题单因化。如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斗争就比较坚决。印度“圣雄”甘地心中有理想和主义，他的理想是实现印度的独立，他的主义是甘地主义，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主义，并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用简单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来评价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是不够的。

甘地领导的斗争，因程序手段的正义性与目标的正义性达成一致，故被坚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认为是人类斗争的一种普遍适用范式。但是，这种程序手段的正义性与目标的正义性要达成一致，往往会在民主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才会成为现实。暴力和非暴力是人类在社会变革中通常可能采用的两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常见形态。在人类追求和平、民主、独立的正义事业中，暴力和非暴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坚持一端而排斥另一端，往往会对历史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这一分析出发，我们并不否认甘地主义的积极作用，但甘地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1]

甘地斗争方式变通甚微，这正是甘地主义的产物，这也是甘地不是一个真正政治家而是一个虔诚宗教和主义信仰者的原因。甘地在历史上闪烁的光辉，毕竟全靠他非凡的品格。这两点也是甘地思想和斗争模式能够起到较大影响和不能复制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开特定的环境和历史，很难比较出暴力和非暴力的优劣。暴力固然通常换来的是暴力,即所谓以暴易暴，但正义的战争也往往赢得和平,如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非暴力固然会换来善遇,但也往往赢得暴力的结局。[2]任何斗争手段不能无限制地使用和过分夸大其作用，甘地斗争方式的局限在实践中也在所难免。

甘地身上的许多矛盾实际上是印度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造成的，对当时的印度来说，毕竟独立性比现代性显得尤为迫切，传统性的东西毕竟比现代性的东西容易拿捏，并可以作为反对造成印度灾难的现代性的工具。对甘地评价的多棱其实是甘地的复杂性与评价者在自己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阶层意志及观念等的一种反映。在某一特定时空适合的东西，换了一个时空就不适合，更何况甘地把一种方式作为不可逾越的高山，更何况甘地的斗争方式全凭宗教情结和个人影响，这也是甘地主义和斗争方式不适合抗战时期的中国和后来追随、模仿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

一些学者对甘地主义的评价有助于我们解决教学疑难。这些学者对于非暴力主义的评价大致界定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思想和策略路线，非暴力主义在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历史作用问题；二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原则和信仰，在整个人类理想社会构建中的价值评判问题。前者着眼于具体历史进程中的政治评价,而后者则着眼于人类理想社会构建,从终极意义上探讨非暴力主义在人类文化道德建设上的价值问题。从政治史的角度或政治实践层面来看,非暴力主义在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不可逾越的“非暴力”手段的局限性影响了印度人民以革命暴力争取民族解放的进程。但是，作为社会生活原则和信仰,在整个人类和谐理想社会构建中多少会得到有益的启示。[3]甘地的道德情操和以和平为导向的斗争方式，甘地对理想、真理和仁爱的执着追求在越是存在矛盾和暴力的当今世界越是弥足珍贵。人类与生俱来的对真、善、美和自由、平等、和谐的追求仍赋予甘地非同凡响的影响。他所创立的基于真理、道义和个人精神力量的非暴力斗争理论，不仅是印度人民伟大的思想财富，而且以其广泛的世界影响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这就是甘地留给当代和未来的思考及价值所在。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04/4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