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看国民性(2)

只以成败论英雄

问：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开始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穷要打、富要打。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等。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是只求胜利，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出现屠城现象，满城杀光，一人不留，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问：“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问：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能捞一天钱，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但是身处那个时代，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09/4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