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看国民性(3)

“以德治国”，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问：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希望唤醒老百姓。

问：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大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问：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从我做起，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每个人去改变自己，整体跟着改变，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09/4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