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安下马陵方位变迁考——兼论董仲舒墓所(2)

彼谓董墓在兴庆池，盖指城东兴庆池而言也。不知城东非兴庆池，本名景隆池，又名隆庆池，又名九龙池，去西安十五里，武则天后始兴。此处无有所谓董子墓，亦无有所谓胭脂坡者。《一统志》与《长安伍福志》，正指城南五里兴庆池，在狗脊岭下，此处有胭脂坡、翡翠坡，即今董墓也。⑤

近年来，有关此处下马陵的调查发掘取得进展。西安交通大学孙民柱先生在这方面研究较多。他认为，《长安志》所谓“（虾蟆陵）在县南六里。”这里的县，是指古时的万年县，后称咸宁县。在１９５５年交通大学校址地形图上，校南区有一东西长约６００米，南北宽约２４０米的小原地带。在其东端曾有一个海拔高度为４３７．６９米的大土包。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此处距万年县故址的直线距离正好是３０００米，即六里路。《长安志》卷９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亦呼为虾蟆陵。”这与《类编长安志》记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是一致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正坐落在唐兴庆宫之南、常乐与道政二坊的旧址上。据当地老农回忆：从前，沙坡村西有一高坡，坡上曾有一大冢，其位置就在交大校医院南侧，为唐长安城常乐坊内十字大街的东边。此正与史籍中所说“坊内街之东”、“胭脂坡大道东”完全一致。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５日，西安交通大学在校医院南侧修建浴池时，发现一座砖砌古墓，其墓坐北朝南，深９．２４米，墓室南北进深６．３米，东西２．３２米，高约２．７米。按形制为一中型汉墓。墓已多次被盗，未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其方位与老农回忆的大冢、校地形图上的大土包完全重合。这应是旧说中的下马陵①。

二 明代嘉靖年间下马陵改于城内始末

明代嘉靖年间以后，人们普遍认为今之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董子祠之后的大墓为下马陵。雍正《陕西通志》卷２８《祠祀１·寺观》附《西安府·咸宁县》所言很明确：“董子祠，在学宫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２１年）侍郎赵廷锡（按，“锡”当为“瑞”）改建，有尚书唐龙、侍郎吕柟碑。（《马志》）今在城东，祀汉儒董仲舒。祠后有墓。”所叙与今之和平门内董子祠布局完全一致。人多以为此处最早是嘉靖二十一年所建，蒋纪新即如此。实则，正德至嘉靖时此地已有当时巡抚等人所立的董祠。明代唐龙《董子祠记》云：

“（董子）没，葬于兴庆池之南，而今墓土隆而不陷，宿草萋萋……正德中，中侍守兹土者铢求民货，华其私室。既中待叱去，室固在也。府学生请于执事君子曰：‘仲舒承秦绝学之后，讲论六经，统一学者，即伊吕圣人之耦，无以加焉。其自胶西而还，家于斯，葬于斯，长子孙于斯，神濯濯焉而灵也。祠宇不设，则何依焉？中侍私室，实浚民而为之也，乞改为祠。'巡抚中丞大夫王珝、巡按御史喻茂坚曰‘其如议'，乃命有司洒扫涂艧，立像于中，命之曰‘董子祠'。”②

此处所说仅是立祠，并无一字说到封墓，并且仍明言墓在“兴庆池之南”。王珝、喻茂坚二人俱可考知。《大清一统志》卷１４《永平府２·名宦·明》云：“王珝，字汝温，永平卫人。弘治进士……终兵部右侍郎。”《陕西通志》卷２２《职官３·明·巡抚陕西都御史》云：“王珝，北直永平人。”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６９《重庆府·人物·本朝》载：“喻茂坚，荣昌人，正德辛未进士，授铜陵知县，擢御史，巡历有声。出守真定河间，政成，升贵州参政、福建按察使、浙陕左右布政使，陟右副都御史。”

张治道说到有位号滦江的陕西巡抚曾经修建过这里的董子祠，但是同样没有提这位巡抚封董墓的事。其《碑记》说：

嘉靖甲申（三年，１５２４），巡抚、当时亦未有以墓告滦江公者，人至于今议之，以为祠可建而墓不可封邪。矧其碑赘具先生之事，矧启圣祠建于其前，而先生祠幽于其后，而当时苟且将就，权应时命。不思一祠而两具神位揆之前，不惟先生之神安，而启圣之灵亦安矣。是举也，可谓举前代之所未举，补滦江之所未是，夫岂寻在，人心未尝一日无也。

由此段文字可知，巡抚滦江公本意是借中侍之室改建董祠，然实际形成的格局是，庭院前部是启圣祠，院中原有一墓，而墓后是董子祠。因“未有以墓告滦江公”，所以他的建祠之举被误解为同时封了这座墓。从此此墓便被认作董仲舒墓。张治道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应该将“启圣之灵”与“先生之神”一同供置在前边祠中，如此可“补滦江之所未是”。原因很简单，多建董祠宣扬其学是好事，然而董墓却只能有一处，况且此处之墓确实不是董墓，故“祠可建而墓不可封”。其《下马陵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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