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聊城新变(4)

首先，他利用诗人的特长和丰富的积累，开始着手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据《中州集序》，在上一年的围城之中，冯延登、刘祖谦就劝说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当时无暇顾及。到了聊城之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他再次想起冯、刘二人的建议，就开始抄录记忆和交游所得的诗歌。这时正巧商挺将其父亲商衡的手抄本《国朝百家诗略》（魏道明编，商衡补益）带到东平，送给元好问。元好问将自己所编与之合而为一，成为《中州集》。《中州集序》写作于天兴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州集》还没有最终完成，但应该完成了前七卷一百位左右诗人诗歌的编纂工作。从五月中下旬到达聊城，安顿下来，大概六七月份开始着手编纂事宜，很快就完成这么多诗歌的编写，说明元好问非常重视此事。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诗人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元好问此举为保存金代文学、金代历史做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次，整理家藏的陆龟蒙《笠泽丛书》。元好问有不少藏书，从汴京带到聊城再带到冠氏县，“故书堆满床”（《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他家收藏了两个版本的《笠泽丛书》，差别较大。早在担任内乡县令期间，麻革、张澄就希望他“合二本为一”，却一直拖了下来。天兴三年四月，元好问终于着手校订二本，并写了篇《校笠泽丛书后记》。文中除了交代整理过程外，还对陆龟蒙诗文做出一番评价，承认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

其三，撰写《南冠录》。以“南冠”命名，突出金王朝遗民的角色，其中有他的先世杂事、本人行年杂事，还有先朝杂事。所谓先朝，当指刚刚灭亡的金哀宗时期。可见《南冠录》是部家族史兼部分杂史性质的著作，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史书，但元好问写得极其严谨认真，声称“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六）。元好问将它当成为后代提供可靠史料的信史。他很严肃地告诫子侄们，一定要重视此书，家置一通，“违吾此言，非元氏子孙”（《南冠录引》），说明他的史学意识正在增强。天兴二年，元好问作《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重复一年前在《聂孝女墓铭》中所列“死而可书”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申明保存历史的用心：“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元好问在搜集整理金代文献的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个新变化，就是喜欢品评文艺。这种艺术活动给他聊城羁管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中州集》作者小传和《校笠泽丛书后记》中，都有较多的诗文评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在天兴三年的几次文艺活动。

三月二十一日，元好问与李天翼一同观看完颜璹所藏的书画珍品，作《密公宝章小集》。元好问深情怀念这位女真贵族，从其导源东北写起，写到汴京城内皇家的风流余韵，特别欣赏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承平故态”：“悲风萧萧吹白杨，丘山零落可怜伤。承平故态耿犹在，拂拭宝墨生辉光。恰似如庵连榻坐，一瓯春露澹相忘。”末尾还以长长的自注，记载完颜璹的藏品及其有关见解。全诗洋洋洒洒，健笔纵横，直逼韩愈、苏轼等人，能体现元好问七言古诗的成就。

三月二十三日，元好问欣赏一些金代名家书法作品，作《跋国朝名公书》。他用四个不同的比喻，分别形容任询、赵沨、王庭筠、赵秉文等人的书法，如评价赵秉文的书法“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然后又列举其他书法家，对不在其中的党怀英，也不忘评价，认为缺少党怀英，就像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缺少曹植一样，是个重要遗憾。这篇跋文纯粹谈艺，一语不及时事，充分体现了元好问的书法鉴赏力和语言表达力。

十月，元好问自编《遗山新乐府》。所谓“新乐府”，意味着之前已有一部词集，此时又编新作，大概闲来无事，暂且做个阶段性总结，借机阐发自己的词学见解。他的《遗山自题乐府引》没有交代编纂缘起、收录数量之类常规内容，开篇以黄庭坚、陈与义等人词作为例，阐释言外之味，“不传之妙”，然后以肤黄肪白的美味烤鹅来形容词的言外之味，生动形象。末尾虚拟与某客的对话，诙谐调笑，某客希望元好问能评价一下自己的词作，与秦观、晁补之、贺铸、晏几道相比如何？元好问洒脱地笑而不答，只是拍拍某客的后背，说笑道：“那知许事，且啖蛤蜊。”从中可见元好问对自己的词作非常得意，隐然以苏、辛传人自期。这篇序文轻松活泼，完全没有南冠生活的痕迹，俨然是位谈笑风生的艺术家，说明聊城后期元好问的生活和心情有所好转。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20/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