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刊中的北京记述(5)

北京的乡村特性，接近文人的“田园”经验。郁达夫当年就说过：北平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24)老北京人在天晴的时候，站在大街上便能望得见西山与北山。所以老舍曾说：“北平在人为之中显示自然”，“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25)疏阔的庭院与园林自然相融一体，造成了北京人的雍容与悠闲，如唐弢说的，“走路的少，又慢，一个个悠闲自得，决不像上海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26)郑振铎也说，北京就像骆驼，“安稳、和平、一步步地随着一声声叮叮当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而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得是那么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情绪，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27)“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是典型的乡村景观，而老舍先生将此句的“南”字改为“北”或“西”，竟也成为对北平都市景观的绝佳描绘。应该说，北京的人文景观尚未取代自然景观。老舍说：“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28)照老舍的话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29)

由于北京的乡村文化样态，使作家感到情感上的亲近，“在普遍的都市嫌恶中，把北京悄悄挑除在外”(30)。老舍说：“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31)在众多作家心中，“家”的定义是由北京提供的。30年代的文人曾一再谈到北京“住家为宜”。所以，南方等地的文人也将北京视为自己的归属，甚至目为第二故乡。郁达夫在游历北京后曾说，一离开北京，就“隐隐地对北京害起剧烈的怀乡病来”，“这一种经历，原是住过北京的人个个都有，而在我自己，却感觉得格外浓，格外的切”(32)。久居沪上的洋场摩登文人叶灵凤，也在上海的“十丈红尘”之中，“渴望一见那沉睡中的故都”(33)。周作人对北京情有独钟，“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其间曾经回绍兴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又到过济南一次，定县一次，保定两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则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于我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与我很有些情分”。定居北京的二十年间，周不过出去十数次而已，时间都不长，因为他对北平确有情分。周曾寻找自己喜欢北京的原因，即“……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34)

虽然北京城一直是知识分子乐于表现的地方，但由于已是故都，到了30年代，北京已经相当破旧，有了“废都”意味。我们看看周作人的感受。他说：“从别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这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制……”(35)按周所说，他喜欢北京，也因北京所谓的“大气”“没有统制”，隐含的仍然是北京的“废都”意味——只有被废，才会没有“统制”。这样的北京，不免有些落寞。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北京的感情中有许多不平之气。这当然是对国家政治的不满，但作为对具体的城市形态的表现，即使北京没有“统制”的散漫无序，即“废都”给予人们的不良情感，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北京性格的批判。钱歌川说：北京“可以把一切新的东西，于无可奈何之中使之归真返璞，化为旧的、古的。”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在《〈死城〉——北京的一晚》，作品借主人公廉枫夜游，将北京指为“死城”，前门“像一个骷髅”“那外表的热闹正使人想起丧事人家的鼓吹”“北京就是这死定了”。(36)沈从文则认为北京的闭塞停滞会妨碍文化的交流，难以持续性地成为文化中心，说“城既那么高，每个人家的墙壁照例又那么厚，知识能否流驻交换，能否出城，不免令人怀疑。”(37)30年代，“文学中的北京”基本上已经是一种“边疆叙事”了。

至解放后，记述北京的散文逐渐减少。顾颉刚、沈从文、叶君健、钟敬文、吴祖光、张友鸾、张恨水等名家的作品多为奉命之作，且都发表在《旅行家》《旅游》《旅游天地》《北京日报》《文物》《北京文艺》等旅游报刊和官方报刊上，个人性色彩减弱，成为了一种国家性的集体表述。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728/5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