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历史地理中的“区域”(3)

再后来是做民俗的分区。对于分区的方法，完全无先例可循。我起先研读湖南各地方志中的岁时资料，不知从哪下手。总体上看各地都差不多，细读之下却又千差万别。用什么指标才能描写出这中间的区域差异？这时候本科的地理学训练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将那些岁时资料，一项项拆解开来，列成一个大表。等到把表列好，再一项项比较。凡是全省各地皆然的，显然无法用作分区指标。变化很随机，完全无区域性可言的，当然也没有意义。结果发现，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小年祭灶四个节庆，在省内形成强烈的区域差异。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有区、有亚区的区域系统。这一工作的完成让我更加兴奋。因为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个案，而且让我摸索到了民俗文化的分区方法。

曾有人向我表示质疑：岁时风俗的内容那么多，绝大部分内容全省都相同，我单单拿出四项来进行分区，有无意义？坦率地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质疑。因为道理明摆着：分区，就是找空间上的排列组合；拿出来做分区指标的，一定要有区分度。就好比考查学生，出试题，太难，人人都不及格，甚至很多人得零分；或者太容易，个个满分，这两种结果都没有意义。一定要难易适中，结果呈正态分布。因此，选分区指标，如果全省都一样，或者各地五花八门，显然都不合适。

那么，这样分区，会不会像质疑者担心的那样，“不能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 ”呢？我认为，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这是将文化的主导因素和分区指标混为一谈了。如果单纯考察文化地域综合体，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那无疑要着眼于主导因素。但现在的问题是分区，要揭示文化的地域差异，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寻找可以用来分得出区域的指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着于哪些因素才能反映当地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等于是不想讨论其中的地域差异了。

其实，这完全可以用植物生态学中的最小因子定律来加以说明。早在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 Liebig）就证明，谷物的产量往往并不取决于需求量很大的营养物质，而是那些在土壤中极为稀少且必需的微量元素（如硼、镁、铁等）。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最小因子，也就被称作限制因子。以此来阐释上述文化地域差异，那些文化主导因子便相当于植物生长中需求很大的营养物质，而那些分区指标，也就是产生文化地域差异的限制因子。

显而易见，对于某特定文化要素来说，它的主导因子在任何区域都应该是一样的。而分区指标，则随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其他区域岁时习俗的地域差异，显然不能照搬湖南的上述四项分区指标，而应该根据当地情况另行确定。

岁时习俗分区的结果让我大为振奋。我相信，既然岁时习俗可以如此分区，其他各项风俗如民间信仰、婚丧嫁娶等均可照此办理。因为资料性质、数据格式都差不多，只是详略程度各项各地有所不同而已。

在爬梳这些单项民俗分区的过程中，我真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每次都有新发现，新惊喜；紧张的则是担心新的要素分区做出来与已有的那些分区在大的空间格局上完全不同。要是每个文化要素的分区方案做出来都呈孤立状态，彼此不相干，不能匹配，那到最后这个结论怎么做？上面提到《汉晋文化地理》中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个文化要素彼此基本上呈独立状态，原因显然是四个要素的展开过程在空间上缺乏足够的相关性，合不起来。没办法形成一个有机的结论。该书在结语里分西汉、东汉、三国两晋三节，试图对三个时段总体的文化地理格局做一些综论，把前面四章内容统合起来，但事实上并没有。西汉那一节依据《史记 ·货殖列传》和《汉书 ·地理志》对当时的风俗文化又做了一个分区，可这个分区方案与之前四个要素的空间分异仍然没有关系，一个个都是独立的存在。难道文化现象彼此都是孤立的么？这显然不合常理。况且，结语中西汉的文化分区是民俗层面的，到了稍后的东汉、三国两晋就无影无踪，似乎其中的区域差异就已经荡然无存了一样。这恐怕不符合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所幸我这份紧张每次还不等表格做完便烟消云散。每次列表列到一多半，已有结果便隐约表明，总体空间格局与之前做过的那些要素分区是对得上的。这表明这些单项的民俗文化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等到把各项民俗文化的分区做好，后面的综合文化分区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zonghexinwen/2021/0210/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