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东胡族系多元与动态性游牧生产研究(2)

（二）日益多元化的牧业生产环境

匈奴攻破东胡势力后，东胡族系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兴起的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诸部族随着自然环境及时局的变化，开始进一步的迁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也更为多元。如乌桓与鲜卑诸部从“北起西辽河北岸巴林左旗、南到长城外，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8］198的森林草原生产环境，逐步向西、向南迁移、扩展至蒙古高原中西部的典型草原区及部分荒漠草原区。该区多处蒙古高原腹地，除阴山等山脉外，少有阻隔，地势平坦极为开阔，可“极望数千里”［9］2357，且草本植物为绝对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规模和长距离的游牧。但相较于蒙古高原东部地区，该区在气候上更为干燥，降水量和河网密度均相对较小，草场的生产力等方面有差异，总体的畜牧生产环境其实已与之前的森林草原有所不同。

表1 乌桓（乌丸）势力迁移资料来源：（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表2 早期拓跋鲜卑迁移族属迁徙时间牧业生产环境拓 跋鲜 卑推寅时期（约在2世纪中叶）迁至地域“南迁大泽，方千余里”［3］2（大 泽：呼伦湖）草甸草原地区，相对湿润

资料来源：（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林幹：《东胡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地区，较干燥邻、诘汾时期（应当在230年代）“ 始居匈奴之故地”［3］2（河 套、大 青山一带）

又如9 世纪后逐渐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室韦诸部，特别是迁入漠北地区的部众，他们不仅要面对着气温和降水的变化，而且由于蒙古高原北部的地势高、山地多、起伏大，①参见（苏）穆尔扎也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因此与其之前的牧业生产环境也大为不同。而诸如乞伏、秃发鲜卑迁至河西地区，吐谷浑则更是扩展至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以及且末、鄯善一带，更是与蒙古高原不同的畜牧生产环境。如吐谷浑地区“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2］1026。“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毙行旅”［10］1842，牧业生产环境已与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同族民众有很大不同。此外，深入华北及其以南地区乌桓、鲜卑等族部众，则面对着广大的农耕地带，这是一个与牧业完全不同的生产环境，不仅有新的植被和畜种，更有异质的社会组织和土地利用方式，因而对其牧业生产的结构与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不同于游牧地区的同族。

表3 室韦势力的迁移资料来源：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东胡族系各个时期的分支势力多经历了迁移的过程，因而其分布范围应时而异，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初期多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及东北平原西部的森林、草原过渡区，之后因灾害、战争等种种原因，逐渐向南、向西散布于整个蒙古高原，部分势力也迁移至华北、河西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因此，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势力的牧业生产环境是多元且处在变动中的，这对他们的牲畜结构、牧业生产方式等均产生一定影响，并使相应的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等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各个部族和各时期的特点，并没有均质划一。

二、多元、动态的牲畜结构

不同时期牧业生产环境的差异，使东胡族系各支势力的牲畜结构，以及各牲畜的地位均有所不同，且随着牧业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东胡

关于早期东胡的牲畜结构，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仅从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5］2889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牲畜已经成为东胡社会的主要财产，而对其牲畜结构的探析则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的支持。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朝阳十二台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所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中，分别有铜马具及大量动物骨骼出土。②参见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载《考古学报》1960 年第1 期。刘谦：《辽宁锦西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如在被学界广泛认可为东胡遗迹的井沟子遗址中，出土了马、牛、绵羊、驴、骡、狗6 种动物共计98个体骨骼。其中，马（占37.3%）、羊（包括绵羊与山羊，占25. 5%）、牛（23. 5%）的数量最多。塔拉等人据此指出：“东胡所用的牲畜基本是适合于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放养的动物。而且，马的地位在畜群中显得尤为突出。”［11］85此外，他们还认为：“墓内未发现猪骨，也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或农产品，反映了畜牧业在居民经济生活中当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从畜群的构成特点看，这种畜牧业在生产方式上当具有一定的游动性。”［13］86当然，这些结论只能是对东胡牲畜结构的一个推测，①虽然在井沟子遗址中并未出现猪骨，但在南山根等遗址中均有猪骨出土，因此还不能轻易断定，东胡不饲养猪。（参见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还需要大量遗址发掘去加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东胡已经有了较为多元的牲畜，而且由于这一时期东胡活跃在森林、草原过渡区，这里较为湿润，有高产的牧草，更宜于牛、马等大牲畜生存，因而这两种牲畜在牲畜结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且拥有更高的地位，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考古遗址中马具及马、牛骨骼的大量出现。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226/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