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东胡族系多元与动态性游牧生产研究(4)

（四）室韦

室韦的牲畜结构与上述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等不同，《魏书》称其“多豕，有谷麦”［3］2224；《隋书》称其“无羊，少马，多猪、牛”［12］1882；《旧唐书》载其“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12］5357。由此可见，猪在室韦的畜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且“猪作为主要食物之一，它的养殖量一定很大，应是随地放养，而非圈养”［13］81。室韦将移动性较差的猪纳入畜牧生产中，这点明显与典型草原游牧生产不同。此外，“唐前期文献也不见室韦有‘羊’的记载”［15］82，反而是数量有限的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室韦律法中“杀人者责马三百匹”［3］2221，又如“契丹畜牧之法，西夏与室韦例进马三百匹”［14］111等等，羊的缺失也与一般的游牧民族有所差异。这一奇特的牲畜结构也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谢成侠先生认为：“在今东三省境内的绵羊，显然是随同草原民族的东迁而散布到那里。因原来的白山黑水地区，并无牛羊，而多是猪和马，自汉以上早已如此。”［15］145且直到“契丹强盛以后，侵向草原地区，继而女真族的兴起，亦即通过辽金两代，更因蒙古帝国的东侵，蒙古羊才向今日东三省北部的牧区生了根”［17］145。张久和先生则认为，唐以前室韦羊记录的缺失，“说明室韦的牲畜饲养业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业经济还有差别”［15］82-83，且“唐末五代以来，许多室韦部落牧养了羊、驼、马和牛的数量增多，羊、马代替貂、鼠等猎获物成了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换的特产”［15］83。

上述2种观点均有相当的合理性，但除了外部势力的影响，室韦牲畜结构转变的动力应该更多的来自其自身，特别是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的多元化。如上文所述，随着室韦势力向蒙古高原其他地域迁移、扩展，其所面临的畜牧生产环境发生变化，由宜牧宜猎的林草过渡区变为典型草原区，有些室韦部族甚至深入到荒漠草原区。这样的牧业生产环境与原来的环境相比，一方面，草成为植被的绝对主体，人们对于畜产的依赖性增强；另一方面，更为干燥少雨的气候与平坦开阔的地势等条件，对牲畜移动性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强，羊比猪等牲畜对于这一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的环境更为适应，这也推动着室韦的牧生产和牲畜结构也逐渐接近于典型的游牧经济。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东胡族系较早的就拥有了多元的畜种，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牧业生产环境之下，牲畜结构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牲畜之间的地位亦有差异，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认识、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而正是随着东胡族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接触到的牧业生产环境类型的增多，为之后蒙古“五畜”多元生产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也提示我们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不可均质固定地看待东胡族系游牧势力的牲畜结构，而应该根据其具体的牧业生产环境进行判断分析。

三、多元、动态的游牧生产方式

东胡族系各支势力不同时期所遇的不同牧业生产环境与因子而形成的不同各牲畜结构，进而使其游牧生产方式也处于多元和动态变化之中。

在游牧生产中有“不可缺一的四项基本要素，就是人群、牲畜、草原和游动（转移、迁徙）”［16］12。其中，游动可谓是“联结牲畜与草原的必要环节”［18］37，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牧业生产的模式。在汉文传世文献中，对于不同时期东胡族系民族的牧业生产移动性，有着近乎一致性的描述，如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10］2979；拓跋鲜卑“畜牧迁徙，射猎为业”［3］1；吐谷浑“随逐水草，庐帐为屋”［17］2537；柔然“随水草畜牧，以穹庐居”［18］1987；室韦“冬逐水草”［3］2221等等。上述描述总体体现着不同时期的东胡族系仿佛是长期固定进行着同一种游牧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牧业生产环境及不同牲畜结构下的游牧生产的移动性亦是有差别的。唐之前的室韦诸部在森林草原地带的生产结构中，牧养有相当数量的猪，这使其在游牧移动性上与之后在蒙古高原中西部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以牛羊为主体牲畜的游牧有所不同。如《魏书》载室韦“夏则城居，冬逐水草”［3］2221，这种游牧生产方式显然与典型的游牧生产有所差异。乌桓、鲜卑等部族早期在森林草原过渡带的游牧，在移动距离和移动速度上，显然与其之后在宽阔平坦的典型草原地区的游牧有所差异。同理，在狭长的河西地区以及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游牧的吐谷浑，其游牧移动性与在平坦开阔的蒙古高原游牧的柔然也是不同的。而这些游牧生产方式中的差异，往往会因为简单文字的直观描述而被忽略，但当我们将其与具体地理环境、牲畜结构联系起来时，我们就能体会到其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226/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