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东胡族系多元与动态性游牧生产研究(5)

除游牧移动性之外，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分支所处的牧业生产环境，也会影响牧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与地位，进而影响到牧业生产。如上文中王明珂先生对于乌桓、鲜卑牲畜结构的分析，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两个来自森林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有明显的不同。相比于典型草原地区和荒漠草原地区，森林草原过渡带不仅有着牧业生产环境，它同时还有着优良的渔猎生产环境。因而早期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乌桓、鲜卑、室韦等部族的生产中，渔猎生产亦占有较大的比重，如在早期东胡遗迹的井沟子遗址中，出土了马鹿、梅花鹿、熊、貉、野兔、东北狍、獐、麝、蚌、螺等多种野生动物骨骼，以及鱼钩、渔坠等工具。①参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2006 年第2期。乌桓则“弋猎禽兽为事”［10］2979，“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野生动物习性的广泛了解；东部鲜卑狩猎“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10］2980；南室韦更是“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12］1883，并“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12］1883等等。多元的生产也使这种环境中的民众对于牧业生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小。受渔猎生产冲击和影响游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与典型的游牧会有所不同。如乌桓、鲜卑作为“早期森林游牧部族与匈奴、西羌相比，其牲畜中羊所占的分量可能较少，且养狗比较普遍。这都符合森林草原牧民的经济生态”［8］203。而犬在牲畜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如乌桓葬俗中，“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10］2980，这在典型草原的游牧民族中是没有的。

综上所述，由于牧业生产环境及牲畜结构的多元性及动态性，使得不同时期东胡族系各支的游牧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进而对其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有进一步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分析相关问题时，不能仅凭借文字描述而将其简单视为一种固定的游牧生产模式，而要结合其具体的牧业生产环境与牲畜结构，用多元、动态的视角去分析。

四、结论：多元、动态视角考察东胡族系游牧生产

由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部分东胡族系部族没有大量本民族语言文献传世，因此对于他们牧业生产的研究只能依靠有限的汉文记载，并参考之后契丹、蒙古等族的游牧生产。在此分析过程中，一方面，汉文文献的记载多持农业思维与视角，因而对于上述部族牧业生产环境的关注往往侧重于农业所关心的某一方面，而对其他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虽然契丹、蒙古的游牧生产与之前游牧民族有相同之处，但毕竟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我们很难断定在此之前的部族亦有如此成熟的游牧生产。因此，在材料和视角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关部族的分布和迁移地区的游牧自然环境入手，去管窥其牧业生产的特点与异同。

通过对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等部分东胡族系部族游牧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不同时期的各部族在迁移扩展的过程中，其所面对的牧业生产环境也逐渐多元，从蒙古高原的森林草原过渡带，到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以及河西、青藏高原东部等地的草原地区。多元的牧业生产环境使其形成了有一定差异的牲畜结构，进而对游牧移动性等产生重要影响，并最终形成各有特点的游牧生产方式。由此可见，东胡族系的游牧生产并不是固定的同质化的模式，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动态变化性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游牧民族的多元性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们今后在对不同时期游牧民族游牧生产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始终持多元、动态的观察和分析视角，立足于不同部族的具体牧业生产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牲畜结构、游牧生产方式等去做出分析，要避免均质、固化的思维模式，以此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具体游牧民族的牧业生产方式，进而对游牧民族社会发展，以及与中原王朝关系等重要问题的分析提供条件。

［1］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2］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3］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226/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