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前东胡族系多元与动态性游牧生产研究(3)

（二）乌桓、鲜卑

到了乌桓、鲜卑诸部活跃时期，畜牧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如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 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10］744，祭肜将其击退后，“获马数千匹”［10］745。汉顺帝建康元年（144 年），“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实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10］2963，可见当时乌桓及鲜卑牲畜之盛。关于这一时期乌桓、鲜卑的牲畜结构，王明珂先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汉军从乌桓、鲜卑掳获牲畜的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与匈奴、西羌有很大不同。他通过分析指出：“狩猎对森林草原环境中的鲜卑、乌桓之重要性，远大于它们在匈奴与西羌游牧经济中所占分量。相对的，鲜卑与乌桓不如匈奴与西羌那样依赖畜产，或者他们的畜产可能较少，特别是需人力照管的羊。”［8］201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森林草原交错环境下的牧业生产确实与典型草原的畜牧业有一定的不同，特别是在牲畜结构上。且当时乌桓、鲜卑活跃的地区为蒙古高原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地区，确实有利于马、牛这样的大牲畜生活。因而大牲畜在其牲畜结构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比重，这点在早期鲜卑墓葬中的殉牲中也有体现。②吴松岩通过对早期鲜卑墓葬殉牲的研究发现：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墓葬殉牲中，马、牛所占比重大，以羊殉牲的墓葬很少。而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鲜卑墓葬中，则殉牲以羊为多。（参见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羊在乌桓、鲜卑的牲畜结构中不重要。在汉军掳获的记录中，羊的记录虽少，但《后汉书》载：“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10］2981可见，乌桓每年是要定期向匈奴交纳相当数量羊皮的，因而无论其狩猎业多么兴盛，羊始终是其牲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鲜卑地区有“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10］2985，其中亦有羊类的存在。

随着乌桓、鲜卑诸部活动范围的扩大，其牧业生产环境如上文所述发生了较大变化，而通过对外战争的掳获，在牲畜数量、种类上丰富化。如拓跋鲜卑在迁至阴山一带的典型草原区后，通过战争获取了大量的牲畜，建国二十六年（363 年），拓跋什翼键“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3］14；二十七年（364 年）“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3］15；三十年（367 年），征卫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3］15。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可以收割和长期贮藏的粮食作物，对于游牧政权来说，牲畜作为活体的价值远大于宰杀后的价值。因此，游牧势力在掳获大量牲畜之后，除一部分用于食用、交易外，相当部分仍是要融入己方畜群继续牧养的。这对其牲畜结构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说早期鲜卑的牲畜结构中羊的比重较小，那么到这一时期，羊的数量已大为增加，并且逐渐成为牲畜结构中的主体。而随着拓跋鲜卑向华北一带迁移，开始接触农牧交错带上的农业生产环境，其牲畜结构中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南齐书》载：“北魏皇室婢使千余人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2］984与农业密切相结合的猪成为牧业生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可见新的牧业环境对其的影响。此外，吐谷浑西迁至河西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面对着与蒙古高原有所不同的牧业生产环境，亦有不同其他鲜卑部众的畜种，如蜀马、牦牛，以及能日行千里的波斯草马等。

（三）柔然

柔然势力辖境辽阔，因而其牲畜与畜产品的数量十分可观，如高车击破柔然大檀可汗后，“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3］2293。北魏击破柔然吐贺真可汗后，“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3］2295。北魏重臣长孙嵩等也进谏北魏太武帝，宜先击破柔然“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3］644，由此可见柔然畜产之丰。关于柔然的牲畜结构，文献中突出强调的是马，如车鹿会时期，“岁贡马畜、貂豽皮”［3］2289；高车击破柔然，掳获“戎马百余万匹”［3］2293；太延四年（438 年）“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3］2294；《南齐书》在描述北魏畜产时也突出提到“马畜丁肥”［2］1023。由此可见马在其牲畜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在牲畜中居于绝对主体，如道武帝拓跋珪称柔然抄掠之时，“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3］2291，柔然兵士众多，以此可见其牛的数量也必然不少。此外，柔然无文字“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3］2290，可见羊为其畜产中平常之物。因此，柔然畜产“种众殷盛”［2］1023，牧业极为发达。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226/4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