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器之势出道之新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8)

王兆鹏确实，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秉持的是选择性文学史观，受观念方法和纸质载体的制约，我们只能有选择性地叙述文学史。选择意味着遮蔽，意味着遗落，大量生动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生态以及文学作品被遮蔽和遗落在文学史视野之外。在大数据时代，则可以用全景性的文学史观来重新认识文学史、书写文学史。

郑永晓其次是视野的扩大。大数据能协助我们从更为宽广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去理解、研究文学史现象。比如，诗韵研究是诗歌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谁能回答古人使用哪个韵部哪个韵字最多？这个问题依靠传统方法无法解决，可是在大数据时代轻而易举。

王兆鹏我补充一个近似的实例。近体诗写作中究竟忌不忌三平尾、三仄尾？历来各执一词。我曾请搜韵网的陈逸云对历代近体诗进行抽样统计，统计结果是，在由1224位作者（数据库中律诗数量超过30首者）写的首五七言律诗中，仅有220人写的385首律诗中出现过三平尾；而有三仄尾的律诗多达首，涉及作者1108人。有三平尾的诗作占抽样律诗总数的0.16%，而有三仄尾者则占6.7%。出现过三平尾现象的诗人仅占抽样诗人总数的17.9%，而出现过三仄尾的则占90.5%。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九成多的诗人写过三仄尾的诗，而不到两成的诗人出现过三平尾现象。律诗的创作实践表明，诗人并不刻意回避三仄尾，但会尽量避免三平尾。

刘京臣在研究某个微观问题，比如研究某一篇文学作品时，能够真正把它放在整个文学史中去进行定位、阐述，至少可以放在那个时代所有文献提供的庞大信息中去比较研究。大到某个作家流派的形成和风格，小到某个字词用法的演变，都将有精确的量的统计和分析。研究单个作家，也不再是对其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是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比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选录了王安石的名作《泊船瓜洲》，在分析“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字时，列举数例唐人使用“绿”字的先例，并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现在有计算机的辅助，当能找出更多前人使用“绿”字的例子，并对其前后演变进行阐释。我们也可以对所有唐诗中使用色彩的字词进行统计分析，看看“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词唐人运用得如何，它们对于创作缤纷灿烂的唐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过去的研究方法所不能实现的。

王兆鹏未来的数字人文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说要坚持什么原则呢？

刘京臣首先，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人文为本位，技术为辅助。无论是传统人文研究还是数字人文研究，都要以问题为导向。如果不能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那么数字人文或沦为旧成果的展示台，或沦为新技术的炫耀场。数字人文只能以人文为本位，以技术为手段来发现、分析和解决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而不能仅用人文社科领域的数据来验证算法。

王兆鹏说得好。我当时进入数字人文研究，就是由问题引导的。2012年立项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项目。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数字人文”概念。只是为了解决文学研究中的时、空分离问题，才去寻找能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和技术。2017年，《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上线引起广泛反响之后，我才特别关注数字人文。

刘京臣其次，要以数据为基础、平台为契机、团队为依托。毋庸置疑，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未来的数字人文研究，数据要公开，过程要可推演，结论要可检验。平台是数字人文建设的重要环节：一要从数据着手，研发特色平台，不跟风、不趋从、不贪大。平台有特色，才有可能做出有特色的成果。二要秉持开放理念，积极推广与其他平台的数据对接。《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实现了与典故、注释等次级平台的对接，极大方便了使用者。三要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适时推出一些与平台相关的说明文档、工具软件等。

王兆鹏确实，平台过于专业，会影响普通用户的使用和推广。《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很专业，功能也很强大，但过于专业、复杂，普通用户使用不便。我们《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正在开发一系列小工具，比如古代纪年自动识别转换工具、古今地名自动识别转换工具、古代职官自动识别注释小工具、诗词典故自动注释小工具等等。这些小工具不久会上线给用户使用。不好意思，打断了你的话，请继续讲团队。

刘京臣团队建设，至少要有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跨学科、多背景的建设团队，主要负责项目建设。在与技术人员的共同建设中，人文学者应当尝试学习编程语言、数据库技术、统计学等知识，试着用程序员思维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二是多形式、跨媒介的推广团队，可借助学术会议、工作坊、培训课程等方式推介平台，注重在青年学者、在校硕、博士中的推介，注重向海内外数字人文领域的期刊介绍以平台为依托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15/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