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的视角释读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3)

《后汉书》卷七六《孟尝传》所载上虞寡妇故事文本明确提到了东海孝妇故事。孟尝，会稽郡上虞县人，生活在东汉后期，亦为循吏，他秉持公义而为孝妇讼冤，行为颇似于公，两个故事的情节除婆婆的死亡方式有差别外，其余基本一致，故事文本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关系。东汉时期的会稽郡学风浓厚，“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12]1241，文士辈出，民俗淳厚，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出现孝妇故事自然是合乎情理的。

西晋仅短暂统一，八王兵起，五胡云扰，晋室东迁，相率渡江的衣冠盛族多为魏晋清流，尚玄虚、善清谈，留在北方的大族却能恪守汉魏经学旧统，闺门整肃、文武兼修，少有南方士族清玄虚无之习。十六国、北朝的君主大都深染汉学，扶持儒教，北方社会虽战乱不断而风俗不衰。五胡中，鲜卑慕容部汉化程度最深，所建诸燕政权皆能崇儒兴学，并积极与汉人大族沟通合作，后燕范阳王慕容德率领大批河北大族南渡黄河，在青齐地区建立南燕政权，定都于临淄东南的广固城，这对当地文化氛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忠孝节烈之义自在其中。在上述背景下，郭缘生《续述征记》中所录齐孝妇故事便应运而生了。其文云“梁邹城西有笼水”[15]，继东汉高诱训注《淮南子》时所述“齐之寡妇”文本之后，孝妇故事再次聚焦齐地，并因梁邹城而具体地与笼水流域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变化。郭氏又云笼水“发源长城山，直北流于梁邹西，注济”[16]461，《水经注》则说“陇水南出长城中”[17]212。此长城即齐长城，长城山即原山，亦即笼水源头之所在，就故事内在逻辑而言，齐孝妇应在博山，而不能以博山言笼水，却说是梁邹城西之笼水，实乃当时笼水源头附近区域偏僻荒芜，无法表明相对地理方位，于是依托虽处笼水下游而位置紧要、为人熟知的梁邹城进行相关表述。[注]梁邹北邻济水，靠近东西走向的青齐大道，交通便利，位置紧要，政治、军事意义重大，西汉即设梁邹县，东汉仍旧，后虽废县而城池完固，刘宋曾于此侨置幽州及平原郡，幽州刺史驻梁邹城，与驻历城的冀州刺史及驻东阳的青州刺史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共同扼守青齐地区。“陇”、“笼”同音通假，皆指一条河流，于是便由“笼”字衍生出一段绩笼覆盖泉水的新奇故事情节。根据这种情节，顾野王《舆地志》中的齐孝妇文本就顺势将古称袁水的笼水直接改名为“孝水”了。《水经注》明言“笼水即古袁水也”[17]212，杨守敬认为“袁水在淄川北境无疑，笼水即袁水亦无疑”[18]，则袁水、笼水改名孝水并非无意间的传抄错讹，系有意的嫁接附会，以孝妇故事的主题改变自然河流的原有名称，且最终完成了名称变化顺序的颠倒，由袁水、笼水→齐孝妇绩笼覆灵泉的故事→孝水的逻辑次序，变为孝水→齐孝妇绩笼盖灵泉故事→笼水的颠倒次序，从而凸显了孝水名称及孝妇故事的历史悠久性与文化主导地位。与郭氏文本相比，顾氏文本中的孝妇初次有了具体的名讳——颜文姜，孝行亦具体化，即远道取水、侍奉婆婆，郭、顾二人生活时代前后相距百余年，所录文本依然具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孝妇故事的稳定持久可见一斑。孝水，后又俗称孝妇河，从此与孝妇故事建立起直接的固定的联系，而作为孝水源头所在地的今博山一带也因此而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唐宋以后时期文本的释读

唐宋时期，统一帝国的盛运再次降临，儒学渐趋复兴，致力于构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终于在北宋时期重归统治地位，扬忠孝节义之风，明君子小人之辨，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与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此乃“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以来，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全国学术文化重心南移趋势明显，文化发达区域向长江流域集中，就江北而言，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文化相对发达，排除长安、洛阳、太原三地的都城文化集聚效应外，河北与山东仍然具备一定的文化优势。山东的青齐地区“今古风俗颇革，亦有文学”[19]，仍不失为文化昌盛之区，在这样的地方，完全具备使孝妇故事继续流传的各方面条件。李冗，或写作李伉、李亢、李冘，生活在晚唐乾符年间左右，曾任夏州节度使掌书记，后官至明州刺史，掌书记为节度使幕府高级僚佐，一般由科举出身的知名文士出任，则其人明经史且具有儒家价值倾向的可能性较大，他辑录前期奇闻异事而作《独异志》，其中出现淄川孝妇颜文姜的条目，也就顺理成章了。[20]按：隋改贝丘县为淄川县，唐设淄州，或谓淄川郡，州治或郡治即淄川县。淄川属齐地，孝妇为颜文姜，“缉笼”之下涌泉成水，即为笼水，此文本与《舆地志》中文本高度契合；淄川孝妇尽孝的情节越发简略，这是唐代小说的“史传”风格所致；将颜文姜称为“颜娘”则反映出孝妇人物形象在当地的长期传播与深入人心；故事的发生地点由齐地到梁邹再到淄川，变得更加精确而具体，逐步靠近后来的博山。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0/1102/3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