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的视角释读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4)

北宋立国，建都汴梁，引发全国文化地理格局的重心进一步东移、南移。汴梁以东的京东路，即今山东地区，其地位较唐代有明显提升，成为当时文化发达的区域，“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21]，在宋代儒学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当地形成了浓厚的忠孝节义的伦理氛围。在京东路的淄州一带，颜文姜孝妇故事出现了更多的文本记载，现存可见者有董逌的《广川书跋》及军事判官、试大理评事周沆于咸平六年(1003)所撰碑记，淄州州学教授商亿于熙宁六年(1073)所撰碑记、熙宁八年(1075)的敕牒碑，顺安军州学教授陈琦于宣和七年(1125)所撰的《续翁姑因地记》等。这些文本中，只有陈琦所撰碑文进一步丰富了颜文姜孝妇故事的文本，首次出现了颜文姜公公的形象，并特意增加了颜文姜公婆的姓氏与籍贯，婆婆郭氏为淄川县当地人氏，而公公一家姓李，乃邹县(今邹城市)李颜村人氏，远来入赘于郭家。照其文理，颜文姜似亦随后从邹县远嫁淄川，于是淄川与颜子故里邹县产生了关联，颜文姜本人也成为亚圣之后裔，身份陡然提升，淄川的孝妇来自儒学发源地之邹县，能有卓越的孝行是因为她是颜圣后人而奉行儒家教义，孝妇故事依附于儒家圣贤而具备了政治教化的社会功用，其中蕴含着朝廷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诉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皇帝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赐庙号“灵泉”，从此与曲阜孔庙、邹城孟庙一样，纳入朝廷管理的合法祭祀系统，虽地位、等级有高低之分，但都体现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权力对地方民间信仰的干预与控制，王权高于神权，神权因得到王权的认可与允许方得以在俗世立足。这意味着孝妇故事文本因政治因素的强势介入而被定型，其人物、情节、文化内涵、地域属性都牢牢地固定下来。在此过程中，各方关注的重点是有差异的，皇帝看重的是颜文姜“出云雨”、“殖财用”之灵验，庇护一方百姓，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维护统治，实用的功利性目的比较明显，其次才是孝妇的道德形象；士大夫群体撰写碑文时，则首先强调颜文姜的孝义，注重其道德感化功效，其次是其灵验的事迹，但是朝廷与文人在推动颜文姜成为神祗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方面持一致态度。

至迟到唐代天宝年间，笼水源头已经建有颜神庙，其后续有修葺增筑，到北宋熙宁年间赐匾额“灵泉”，但宋碑中叙述颜文姜传说的发生地，仍以淄州淄川县为参照而言“距淄之南五十里”[1]794，依旧不能在灵泉庙周边找到明确的政区与城池依托，说明当地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这似乎和唐代的情况并无二致，但实际情况却正在发生变化。北宋初年以来，随着京东路经济、文化地位的显著提升，区域交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一是东西走向的济水的水路航运功能加强，二是青齐大道、胶齐大道的重要性加强，三是南北走向的青石关道的畅通与繁忙。青石关道北经淄州至青州与东西大道交汇，与经沂沭河谷至青州的穆陵关道一起，组成纵横交织的交通干道网络，将青齐地区与中原地区及江南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财富转运、人员往来全在于兹，道路沿线即城镇集中分布的区域，亦即经济发达区域，青石关道变通衢，使博山的崛起具备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北宋以来，煤炭开始较大规模地采掘并在北方广泛运用，燃料性能及相关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陶瓷、冶金等行业的高度发展。[22]博山虽山多、地少、土瘠而不适合农业的发展，但炭藏丰富且多在地表浅层而得煤较易，矿藏丰富，有铁、铅、铝、黏土、陶土等资源，这些因素为当地工矿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内部条件。[23]交通便利、技术进步、资源丰富，外部与内部条件的结合，促使博山的采煤、陶瓷、琉璃制造等工业自宋代以来迅速发展，产品行销各地，商贩云集，人口日盛，文化日益繁荣，成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市镇。至金代，此地称为“颜神店”而名列淄川三镇[注]《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山东东路”条：“淄州淄川镇三，金岭、张店、颜神店”(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612页)。，元、明两代称为“颜神镇”，万历年间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所谓“青(州)以西，淄(川)、莱(芜)、新(泰)、益(都)之间，斯一都会也”[1]820；至清代初年成为山东三大镇之一[注]按：山东三大镇指张秋镇、颜神镇、景芝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178-1179页)。，再至雍正十二年(1734)设博山县，颜文姜孝妇故事的发生地域即笼水源头周边地区终于有了自己的单独的县级政区设置。从北宋到清初，五百多年，由店而镇，地名皆曰“颜神”，可见颜文姜孝妇故事在当地流传的持久性与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已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标志，孝妇故事与博山县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直接对应性联系，颜文姜孝妇故事在博山，博山有孝妇颜文姜，再也没有其他的版本了。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0/1102/3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