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地理的视角释读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6)

总之，透过历史地理的视角深入考察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文史结合，管中窥豹，小中见大，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理解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加深对相关细节问题的具体认识，这对于拓展孝妇故事文本的研究维度并明确其在区域历史变迁中的角色与地位，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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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来，颜神镇作为新兴工商业城镇在鲁中地区迅速崛起，当地的颜文姜孝妇故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明末清初，颜神镇人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中，曾就孝妇故事的源流问题进行了专题考证，其中有《笼水辨》一文，指出了故事内容的自相矛盾之处[1]800-802；刘心明《博山孝妇故事探源》一文以更宽广的视野探讨故事发生的源头，其研究思路颇具启发意义[2]；近十年来，多位学者分别从民间信仰、庙会、孝文化等角度对颜文姜孝妇故事展开论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注]相关成果主要有：秦海滢的《明清时期山东孝妇河畔的望族-以淄川地区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后报告，2006年)；陈杰的《试论颜文姜信仰存在的原因》，《民族遗产》，2010年第6期；周光华的《孝文化及颜文姜祠索探》，《管子学刊》，2003年第2期。。上述成果基本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而顾颉刚于上世纪20年代对孟姜女故事进行系统探讨的过程中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民间文学研究范式，主张研究民间故事应“不立一真，惟穷流变”[3]，以梳理故事文本的流变为中心，将故事放回其发生的具体历史时空中，从抽象的文学意象回归历史本体，文史结合，发现其中共性的真实，解释故事元素转变的原因，以这样的路径探讨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无疑是可行的。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系统梳理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入手，以历史地理的视角对文本进行深入释读，探讨其中的丰富蕴涵。一、颜文姜孝妇故事的文本梳理一种观点认为，西汉武帝以后，儒学上升为整个帝国的统治哲学，“孝亲往往与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4]，朝廷以忠孝思想教化万民，作为江湖对庙堂的反馈，颜文姜孝妇故事应于此时在博山一带发端。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儒学对西汉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浸润是有限的，各郡风俗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远未能整齐划一服膺儒教。[5]观西汉一代的朝野文化氛围，儒家的忠信孝悌尚难感服众心，仅就西汉诸帝而言，儒学亦非独尊，武帝崇儒而实以法驭臣下，宣帝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6]277，汉室自诩以孝治天下，其实远非如此。博山处于齐地南部，而齐地未见浓厚的孝义氛围，班固言“其俗弥侈”，“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6]1660-1663，凡此种种，皆不合于儒教，亦不利于民间社会形成普遍的忠孝观念。西汉时，博山所在区域，相比周边的济南郡、琅琊郡、东海郡、千乘郡等文化发达地区，可谓偏僻之荒隅，经济、文化较为落后[7]；又，海岱地区以东西走向的“青齐大道”为内外沟通的干道，南北沟通则以泰沂山系东侧的大岘山道及西侧的徐兖北通郓齐道为干道，而博山皆不预其间，青石关一线自鲁中山地经淄博盆地而联系泰山南北的道路(莱芜谷道)虽途径博山一带，但当时还不是通衢大道，山路险峻行人稀，博山并无地利之便，自难从中获益，此种境况与宋元以来颜神镇因交通便捷所形成的居民稠密、商旅辐辏的繁盛局面自不可同日而语。[8]就博山在西汉时期的各方面情况来看，此地非人文荟萃之域，亦非富庶通达之地，说孝妇故事源起于此时此地，是不容易令人信服的。故事的发端虽难以定论，然就其文本的演变而论，仍是有迹可循的，可做简要的梳理。刘心明在《博山孝妇故事探源》一文中详细列举了迄今可见的七种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以及与之存在一定关联的四种孝妇故事文本，可将这些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2]对此，施爱东的方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在研究孟姜女故事时，提出应把各种孟姜女故事文本中集体共享的、稳定的因素视为故事的基本节点，这些节点构成了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某个节点被篡改后，会发生连锁反应，引起故事逻辑结构的全盘崩溃，或者导致原有故事主题的全面消解。[9]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的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孟姜女故事各种文本的基本节点比较严密规整，而颜文姜孝妇故事的关键点在于孝妇因孝行感动神灵而产生某种奇异现象，基本节点比较松散，更适合做类型化的比较分析。由此，本文不再罗列赘述各种故事文本的详细内容，而制作表1，以文本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将文本的关键因素进行对比，以便于更加直观的考察，以求明了文本演变的基本脉络。表1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简表[注]说明：孝妇故事的最初文本如何，已无从稽考，此表所列仅为现存文献中的可见文本；史籍中所载孝妇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可作直接的实证研究，其余文本所载故事只能按照文本内容指向的逻辑上的发生时间、地点进行分析处理；此表所收录的文本，皆在故事发生地域、发生年代、孝妇孝行、孝感神异诸因素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关联性，故而归为一个大的系统，并最终归结到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不符合此条件的其他文本，未纳入表中；表中的前四种文本为关联文本，后七种为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文本名称发生年代发生地域孝行表现神异文本形成年代文献出处东海孝妇西汉中期东海郡少寡,亡子,养姑甚谨。旌表其墓,天降大雨。东汉初期《汉书》齐之寡妇东汉时期齐地(临淄)无子,不嫁,事姑谨敬。雷电下击,海水大出。东汉中期《淮南子》姜诗夫妇东汉初期广汉郡雒县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涌泉于舍侧,井出鲤鱼。东汉中后期《东观汉记》上虞寡妇东汉后期会稽郡上虞县至孝养姑。祭祀其墓,天降大雨。刘宋初期《后汉书》齐孝妇不详齐地(梁邹)诚感神明。涌泉发于室内。刘宋初期《续述征记》齐孝妇颜文姜不详齐地事姑养孝,远道汲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灵泉,生于室内。南朝陈初年《舆地志》淄川孝妇颜文姜唐代淄州淄川县事姑孝谨。缉笼之下,忽涌一泉。唐朝晚期《独异志》顺德夫人颜文姜不详淄州淄川县孝事姑舅。诚感灵泉。北宋中期《颜山杂记》晋烈女颜文姜东晋末期益都县颜神镇未醮,夫亡,悯翁姑失养,往事焉。诚感神明,泉涌室内。明朝后期《陋巷志》顺德夫人颜文姜不详益都县颜神镇李公子未聘不禄,姜以柏舟自誓。归,事舅姑唯谨。感授神泉。明朝后期《重修顺德祠记》孝妇颜文姜不详益都县颜神镇夫亡,悯舅姑之失养也,往事焉。诚感灵泉,生于室中。清朝初期康熙《益都县志》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本的释读顾颉刚先生认为：“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10]西汉时期的博山既非文化发达区域，作为孝妇故事发源地的可能性很小，然而自有可担当此任者。《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中所载东海孝妇故事是现有文献中可见的最早的孝妇故事文本。西汉东海郡，治郯县，处于鲁地风俗区东部，属文化发达地区。鲁地风俗“其好学犹愈于它俗”，以至于“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6]1663东海郡学风如此浓郁，自当熏陶坊市村野而影响民风民俗，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孝妇故事符合发生学的逻辑。于定国即郯县人，其父于公以明习法律、决狱平准著称，定国后官至御史大夫、丞相，为宣元两朝循吏名臣。东海孝妇故事主要体现了于公断案精审、直谏讼冤的可贵品行，于公是主人公，孝妇的形象处于陪衬地位，这一文本尚不是独立成型的孝妇故事。东海孝妇有孝行，但她不是由之感动神灵而有神异，却是含冤死去，昭雪时有神异，东海孝妇故事与颜文姜孝妇故事从文本上说并无直接的关联，只能在此后的传播过程中对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产生某种影响。尽管有后来的洗冤降雨的神异描述，东海孝妇故事文本仍基本接近历史实录，表现出平实朴素的语言风格，孝妇年轻守寡、孤独无子、孝养公婆的悲情情节已经具备，为后期的文本演变奠定了基础。东汉诸帝大都褒崇儒学，文教兴盛，“孝廉”察举，明经取士，士尚名节，上行下效，朝野之间儒风甚盛，官方与民间在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儒学的统治地位真正确立起来，风俗为之一变。司马光对东汉的风俗极为赞赏：“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入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11]可见其时之盛况。《后汉书》单辟《列女》类传，女子除贤淑节烈之外，更多孝行懿德；班彪之女班昭作《女诫》七篇，第六篇曰《曲从》，对为人妇者孝事公婆的高尚品行加以理论总结，并提出了具体规范的要求。其文曰：“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12]2790顺从忍耐，不争不诉，这是典型化的孝妇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此背景下，东汉一代有较多的孝妇故事发生，可谓正当其时。相关的三种文本所涉及的故事发生区域分别为东汉时的齐地、广汉郡雒县、会稽郡上虞县。高诱在训解《淮南子》时讲述的齐地孝妇故事亦见《文选》之《江文通诣建平王上书》篇，唐代李善作注，引东汉许慎注文，与高诱的训解基本相同，高诱实为承用了许慎的注。《淮南子》的原文 “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13]，言庶女有冤屈，却未言因何冤屈，更未提及孝行。将庶女塑造成孝妇形象为许慎的个人创意，而其守寡、无子、孝养婆婆、被人陷害等情节与东海孝妇故事十分类似。为了附会齐景公这一人物，故事的发生年代被提前至春秋时期，与之相应，故事发生地也就变成了齐国故地，考虑到景公之台的位置，故事发生地应在齐都临淄一带。[注]临淄有桓公台,俗称梳妆台、点将台,秦汉时称环台,魏晋时称“营丘”，唐代长庆年间建齐桓公庙和管子庙于其上,故名桓公台,实为宫殿建筑遗址,位于齐国故城宫城内西北部。齐桓公之台如此，齐景公之台当亦在附近区域(张龙海《桓公台》，《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从春秋战国直至两汉，齐地皆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区域，青州刺史部诸郡国尤其是齐国、北海国所在的齐地核心地区，经学氛围浓厚，风俗有了较大的转变，[注]卢云将东汉时期的文化发达区域界定在豫兖青徐司地区、三辅地区、吴会地区、蜀地四个地区，齐地在青徐二州范围内(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5页)。将齐景公时代的人物与东汉时的齐地文化环境相融合，把庶女解释成一位孝行感天动地的孝妇，这是一种优美的文学创作。《太平御览》所引《东观汉记》中的姜诗夫妇故事亦见于《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文字略繁，且侧重于对姜诗妻子孝行的描述。如“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12]2783，凸显了一位贤妻孝妇的形象；又云姜诗于永平三年察孝廉，且引用汉明帝诏书，则此孝妇故事当发生在东汉初年，文本成形于东汉中后期。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广汉郡在东汉时取得了显著的文化发展成就，其人物、学者之盛及书籍之多甚至超越了蜀郡，成为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忠臣孝子、列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14]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区域文化氛围影响下，广汉郡出现了孝子孝妇的故事。此文本并非单纯地颂扬孝妇本人，而是伴随着孝子形象而出现的，这是同其他文本相较的一大区别，其中婆婆好饮长江水及最后孝感涌泉的神异与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的情节构造相似，广汉郡远在西南益州，其郡治雒县的孝妇故事与青州一带的孝妇故事有何具体联系，存疑待考。《后汉书》卷七六《孟尝传》所载上虞寡妇故事文本明确提到了东海孝妇故事。孟尝，会稽郡上虞县人，生活在东汉后期，亦为循吏，他秉持公义而为孝妇讼冤，行为颇似于公，两个故事的情节除婆婆的死亡方式有差别外，其余基本一致，故事文本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关系。东汉时期的会稽郡学风浓厚，“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12]1241，文士辈出，民俗淳厚，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出现孝妇故事自然是合乎情理的。西晋仅短暂统一，八王兵起，五胡云扰，晋室东迁，相率渡江的衣冠盛族多为魏晋清流，尚玄虚、善清谈，留在北方的大族却能恪守汉魏经学旧统，闺门整肃、文武兼修，少有南方士族清玄虚无之习。十六国、北朝的君主大都深染汉学，扶持儒教，北方社会虽战乱不断而风俗不衰。五胡中，鲜卑慕容部汉化程度最深，所建诸燕政权皆能崇儒兴学，并积极与汉人大族沟通合作，后燕范阳王慕容德率领大批河北大族南渡黄河，在青齐地区建立南燕政权，定都于临淄东南的广固城，这对当地文化氛围产生了较大影响，忠孝节烈之义自在其中。在上述背景下，郭缘生《续述征记》中所录齐孝妇故事便应运而生了。其文云“梁邹城西有笼水”[15]，继东汉高诱训注《淮南子》时所述“齐之寡妇”文本之后，孝妇故事再次聚焦齐地，并因梁邹城而具体地与笼水流域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变化。郭氏又云笼水“发源长城山，直北流于梁邹西，注济”[16]461，《水经注》则说“陇水南出长城中”[17]212。此长城即齐长城，长城山即原山，亦即笼水源头之所在，就故事内在逻辑而言，齐孝妇应在博山，而不能以博山言笼水，却说是梁邹城西之笼水，实乃当时笼水源头附近区域偏僻荒芜，无法表明相对地理方位，于是依托虽处笼水下游而位置紧要、为人熟知的梁邹城进行相关表述。[注]梁邹北邻济水，靠近东西走向的青齐大道，交通便利，位置紧要，政治、军事意义重大，西汉即设梁邹县，东汉仍旧，后虽废县而城池完固，刘宋曾于此侨置幽州及平原郡，幽州刺史驻梁邹城，与驻历城的冀州刺史及驻东阳的青州刺史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共同扼守青齐地区。“陇”、“笼”同音通假，皆指一条河流，于是便由“笼”字衍生出一段绩笼覆盖泉水的新奇故事情节。根据这种情节，顾野王《舆地志》中的齐孝妇文本就顺势将古称袁水的笼水直接改名为“孝水”了。《水经注》明言“笼水即古袁水也”[17]212，杨守敬认为“袁水在淄川北境无疑，笼水即袁水亦无疑”[18]，则袁水、笼水改名孝水并非无意间的传抄错讹，系有意的嫁接附会，以孝妇故事的主题改变自然河流的原有名称，且最终完成了名称变化顺序的颠倒，由袁水、笼水→齐孝妇绩笼覆灵泉的故事→孝水的逻辑次序，变为孝水→齐孝妇绩笼盖灵泉故事→笼水的颠倒次序，从而凸显了孝水名称及孝妇故事的历史悠久性与文化主导地位。与郭氏文本相比，顾氏文本中的孝妇初次有了具体的名讳——颜文姜，孝行亦具体化，即远道取水、侍奉婆婆，郭、顾二人生活时代前后相距百余年，所录文本依然具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孝妇故事的稳定持久可见一斑。孝水，后又俗称孝妇河，从此与孝妇故事建立起直接的固定的联系，而作为孝水源头所在地的今博山一带也因此而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三、唐宋以后时期文本的释读唐宋时期，统一帝国的盛运再次降临，儒学渐趋复兴，致力于构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终于在北宋时期重归统治地位，扬忠孝节义之风，明君子小人之辨，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与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此乃“唐宋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隋唐以来，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全国学术文化重心南移趋势明显，文化发达区域向长江流域集中，就江北而言，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文化相对发达，排除长安、洛阳、太原三地的都城文化集聚效应外，河北与山东仍然具备一定的文化优势。山东的青齐地区“今古风俗颇革，亦有文学”[19]，仍不失为文化昌盛之区，在这样的地方，完全具备使孝妇故事继续流传的各方面条件。李冗，或写作李伉、李亢、李冘，生活在晚唐乾符年间左右，曾任夏州节度使掌书记，后官至明州刺史，掌书记为节度使幕府高级僚佐，一般由科举出身的知名文士出任，则其人明经史且具有儒家价值倾向的可能性较大，他辑录前期奇闻异事而作《独异志》，其中出现淄川孝妇颜文姜的条目，也就顺理成章了。[20]按：隋改贝丘县为淄川县，唐设淄州，或谓淄川郡，州治或郡治即淄川县。淄川属齐地，孝妇为颜文姜，“缉笼”之下涌泉成水，即为笼水，此文本与《舆地志》中文本高度契合；淄川孝妇尽孝的情节越发简略，这是唐代小说的“史传”风格所致；将颜文姜称为“颜娘”则反映出孝妇人物形象在当地的长期传播与深入人心；故事的发生地点由齐地到梁邹再到淄川，变得更加精确而具体，逐步靠近后来的博山。北宋立国，建都汴梁，引发全国文化地理格局的重心进一步东移、南移。汴梁以东的京东路，即今山东地区，其地位较唐代有明显提升，成为当时文化发达的区域，“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21]，在宋代儒学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当地形成了浓厚的忠孝节义的伦理氛围。在京东路的淄州一带，颜文姜孝妇故事出现了更多的文本记载，现存可见者有董逌的《广川书跋》及军事判官、试大理评事周沆于咸平六年(1003)所撰碑记，淄州州学教授商亿于熙宁六年(1073)所撰碑记、熙宁八年(1075)的敕牒碑，顺安军州学教授陈琦于宣和七年(1125)所撰的《续翁姑因地记》等。这些文本中，只有陈琦所撰碑文进一步丰富了颜文姜孝妇故事的文本，首次出现了颜文姜公公的形象，并特意增加了颜文姜公婆的姓氏与籍贯，婆婆郭氏为淄川县当地人氏，而公公一家姓李，乃邹县(今邹城市)李颜村人氏，远来入赘于郭家。照其文理，颜文姜似亦随后从邹县远嫁淄川，于是淄川与颜子故里邹县产生了关联，颜文姜本人也成为亚圣之后裔，身份陡然提升，淄川的孝妇来自儒学发源地之邹县，能有卓越的孝行是因为她是颜圣后人而奉行儒家教义，孝妇故事依附于儒家圣贤而具备了政治教化的社会功用，其中蕴含着朝廷强烈的官方意识形态诉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皇帝敕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赐庙号“灵泉”，从此与曲阜孔庙、邹城孟庙一样，纳入朝廷管理的合法祭祀系统，虽地位、等级有高低之分，但都体现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权力对地方民间信仰的干预与控制，王权高于神权，神权因得到王权的认可与允许方得以在俗世立足。这意味着孝妇故事文本因政治因素的强势介入而被定型，其人物、情节、文化内涵、地域属性都牢牢地固定下来。在此过程中，各方关注的重点是有差异的，皇帝看重的是颜文姜“出云雨”、“殖财用”之灵验，庇护一方百姓，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维护统治，实用的功利性目的比较明显，其次才是孝妇的道德形象；士大夫群体撰写碑文时，则首先强调颜文姜的孝义，注重其道德感化功效，其次是其灵验的事迹，但是朝廷与文人在推动颜文姜成为神祗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方面持一致态度。至迟到唐代天宝年间，笼水源头已经建有颜神庙，其后续有修葺增筑，到北宋熙宁年间赐匾额“灵泉”，但宋碑中叙述颜文姜传说的发生地，仍以淄州淄川县为参照而言“距淄之南五十里”[1]794，依旧不能在灵泉庙周边找到明确的政区与城池依托，说明当地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这似乎和唐代的情况并无二致，但实际情况却正在发生变化。北宋初年以来，随着京东路经济、文化地位的显著提升，区域交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一是东西走向的济水的水路航运功能加强，二是青齐大道、胶齐大道的重要性加强，三是南北走向的青石关道的畅通与繁忙。青石关道北经淄州至青州与东西大道交汇，与经沂沭河谷至青州的穆陵关道一起，组成纵横交织的交通干道网络，将青齐地区与中原地区及江南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财富转运、人员往来全在于兹，道路沿线即城镇集中分布的区域，亦即经济发达区域，青石关道变通衢，使博山的崛起具备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北宋以来，煤炭开始较大规模地采掘并在北方广泛运用，燃料性能及相关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陶瓷、冶金等行业的高度发展。[22]博山虽山多、地少、土瘠而不适合农业的发展，但炭藏丰富且多在地表浅层而得煤较易，矿藏丰富，有铁、铅、铝、黏土、陶土等资源，这些因素为当地工矿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内部条件。[23]交通便利、技术进步、资源丰富，外部与内部条件的结合，促使博山的采煤、陶瓷、琉璃制造等工业自宋代以来迅速发展，产品行销各地，商贩云集，人口日盛，文化日益繁荣，成为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市镇。至金代，此地称为“颜神店”而名列淄川三镇[注]《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山东东路”条：“淄州淄川镇三，金岭、张店、颜神店”(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第612页)。，元、明两代称为“颜神镇”，万历年间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繁华之地，所谓“青(州)以西，淄(川)、莱(芜)、新(泰)、益(都)之间，斯一都会也”[1]820；至清代初年成为山东三大镇之一[注]按：山东三大镇指张秋镇、颜神镇、景芝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178-1179页)。，再至雍正十二年(1734)设博山县，颜文姜孝妇故事的发生地域即笼水源头周边地区终于有了自己的单独的县级政区设置。从北宋到清初，五百多年，由店而镇，地名皆曰“颜神”，可见颜文姜孝妇故事在当地流传的持久性与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已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标志，孝妇故事与博山县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直接对应性联系，颜文姜孝妇故事在博山，博山有孝妇颜文姜，再也没有其他的版本了。明清两朝，程朱理学强势回归，儒学的社会教化功能空前加强，并在科举制度的支撑下成为各阶层的主流思想，进而借助庞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对民间社会进行有效的渗透，后期出现的阳明心学则以其新颖的阐释方法与务实的应用路径更加强化了儒学的社会支配力，孔孟之道、纲常名教俨然成为朝野的至高准则。[注]关于明清时期儒学教化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可参见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8页及刘静《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此时，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刻的吕兆祥等重修的颜氏宗族志《陋巷志》，为颜文姜立有列传，再次确认了颜文姜作为颜圣后裔的非凡出身，彰显了其孝行的深厚渊源，增加了颜文姜未嫁而夫亡，却仍能孝事公婆的情节，进一步凸显了节烈孝义的完美形象。再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颜神镇捕盗通判范一儒撰《重修顺德祠记》，详述颜文姜的“履历状”，增加了颜文姜舍身投水救民的情节，使得颜文姜在具备孝德、神异的同时又能普济众生，形象被再度拔高，这是迄今为止可见的最为生动、详尽的文本，与今日博山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内容基本一致，清代所修益都、淄川、博山县志中所载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的内容皆未超出此文本的范畴。至此，历经长期的丰富、完善、提升、演变，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终于固定下来，颜神镇的崛起，博山县的设立，为文本的最终定型提供了稳固的政区依托，孝妇故事的发生地定格在博山，颜文姜的美名也随着博山城的繁荣及南来北往的客商而继续流传，为人称颂，至今不衰。四、余论前文以历史地理的视角对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我们可以初步发现其中的诸多规则，就故事文本的内容而言，其发生地域都是各个时期的文化发达区域或儒学氛围浓厚的地区，故事发生年代都是儒学兴盛或复兴的历史阶段，这符合故事自身的发生逻辑。孝妇自《舆地志》中的文本开始有了具体的名讳——颜文姜，至北宋被附会为颜子的后裔，跻身儒教孔孟圣贤的谱系，进而被朝廷赐封为“顺德夫人”，立“灵泉”庙作祭祀场所，由人变成神祗，由史书、地志、志怪小说的相对自由多变的记载到朝廷敕令、官修碑记的规范表述，地方性故事传说与民间信仰的存在状态受到了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干预，显示出北宋以来中央集权与思想控制的强化，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的变迁反映了唐宋之际国家权力格局的显著变化，符合社会政治的变化逻辑。孝妇的孝行表现以孝事婆婆为基本部分，或扩展为孝事公婆二人，宋代以前文本为了提升孝妇形象的感染力而增加了亡夫、少寡、无子、不改嫁等情节。宋代以后则要求更为苛刻，变为颜文姜未出嫁而未婚夫身亡，却仍对准公婆尽孝的情节，孝妇的孝行越来越高尚、完善，无可挑剔，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这反映出宋代理学兴起后，对伦理纲常的大力提倡，对节烈观念的突出强调，颜文姜孝行表现的变化符合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发展逻辑；[注]秦汉以来，节妇烈女绝对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宋代是个明显的分界线，宋代以后，女性贞节观教育不断加强，女性节烈楷模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节烈妇女人数陡然增加，至明清而达到极致(王传满《明清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其实践——以明清徽州为中心的考察》，《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而故事文本的叙事结构则属于二重构造模式，外在的神异与内在的忠孝理念有机结合，反映了齐文化与鲁文化两种地域文化的融合。[注]关于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的二重叙事结构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参见拙作《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叙事结构探析——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扩而论之，我们还注意到，孝妇故事文本记录者大多属于士大夫群体，或为地方士绅，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尤其如班固、范晔、许慎、顾野王等人，经史兼通，他们为孝妇故事文本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就孝妇故事发生区域的地理位置而言，以东海郡为起点，向南过淮水、长江到江南会稽郡，这正是中国古代联系大江南北的东线交通干道的走向；从东海郡向北，沿沂沭河谷至穆陵关，再至临淄所在的齐地中心区域，这正是汉唐时期泰山南北交通的干道——穆陵关道(大岘山道)的走向；从临淄向西到梁邹，这又是西晋至明末贯通东西的青齐大道的走向；由梁邹溯笼水河道至其源头所在的淄川县境内，再至颜神镇、博山县，这大致是唐宋以来沟通鲁中山地南北的青石关道(莱芜谷道)的走向。[注]今山东省境内的济青高速的走向与西晋到明末的青齐大道基本一致，而胶济铁路的走向则与清朝初年以来的青齐大道大致相同，滨莱高速的走向与青石关道基本一致，青临高速的走向则与穆陵关道大致相同，这些高速公路及铁路都是今天的交通干道，历史上的交通地理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了下来。孝妇故事最终落脚在笼水的源头——颜神镇、博山县，这可以解读为孝妇故事沿着当时的交通干道以由南到北、从东到西、再由北折向南的方向次序长久传播的历史轨迹，孝妇故事文本演变的路径方向与交通干道的走向高度契合，这符合历史交通地理的变化逻辑。总之，透过历史地理的视角深入考察颜文姜孝妇故事文本，文史结合，管中窥豹，小中见大，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理解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加深对相关细节问题的具体认识，这对于拓展孝妇故事文本的研究维度并明确其在区域历史变迁中的角色与地位，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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