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璧钟馗画乡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5)

正如任何一种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流变都离不开它特定的土壤一样，灵璧钟馗画源远流长,有其形成、流传区域内特定的文化活土。本文拟以明清以来形成的钟馗画乡为架构，通过对该地区的历史渊源、人文地理、民俗传承等多方面的梳理，结合走访调查，初步探讨形成灵璧钟馗画乡的历史文化因素，从而阐述这一有“活化石”之称的民间美术所具有的文化生命力的传承价值。1 灵璧钟馗画产生的历史背景自唐吴道子画钟馗以来，各个地方历代画钟馗者层出不穷。然而，深深植根钟馗民间信仰以及历代传承钟馗民间绘画者，当属皖北名县灵璧最为源远流长，以至今天成为国家级“钟馗画之乡”。清初有两位浙江名士齐周华和金埴，他们分别在《名山藏画副本·钟馗像赞》和《不下带编》中，描述了灵璧县钟馗画的情况[注]文渊阁四库全书：齐周华在《名山藏画副本·钟馗像赞》中云：“由道子画能通神也，无如天下传写，渐失其真，惟灵璧所画，往往不脱道子原格，故世群推之。”与齐周华同一时代生活的浙江人金埴在《不下带编》卷六中记载：“周繇作梦舞钟馗赋，其警句云：‘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后世画师写其影，须摹唐赋中语乃肖。相传钟乃灵璧人，至今后裔在焉。多以丹砂绘其祖像而货以资食。上有县篆者尤灵应云。” 。文人笔记所反映的灵璧钟馗画，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定格在唐吴道子所画的“钟馗样”；二是描摹的是唐周繇《梦舞钟馗赋》中的模样；三是灵璧钟馗画的来历和相传“钟馗乃灵璧人”有关；四是灵璧钟馗画使用丹砂，且画作上盖有县篆印章尤其灵验。从中能看出，明末清初，灵璧钟馗画就已经是很有名气的地方特产了。灵璧钟馗画与唐代的钟馗画、钟馗舞、钟馗传说都有关系。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钟馗是“武举不第”[1]986，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梦钟馗” 引《唐逸史》中说唐明皇在梦中与大鬼对话，大鬼即钟馗，称是终南山进士，在高祖唐武德年间应举不捷，触阶而死。钟馗在故事中的形象是“顶破帽，衣蓝袍，系角带，革及朝靴”。“蓝袍”即蓝衫，旧时八品、九品小官所穿的服装，钟馗是以下层文人身份显现，钟馗又是武举不捷之士，后世称钟馗武进士。钟馗画在唐玄宗时代，由吴道子第一幅钟馗画问世，《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说皇宫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寄[1]987。钟馗舞是晚唐一个落寞的进士周繇在《梦舞钟馗赋》中首先提到的，他说唐玄宗有疾，久治不愈，梦有钟馗来舞，玄宗梦醒病愈，命吴道子按梦中所见钟馗绘图。文中写出钟馗起舞时的动作、神态、音乐、服装以及道具等。从文献的先后看，周繇《梦舞钟馗赋》比沈括《梦溪笔谈》、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的钟馗故事和钟馗画出现得早，具体情况学者已有考证和梳理，认为钟馗舞与古代傩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不探讨钟馗与傩)，钟馗画产生于中唐无疑。因玄宗朝大臣张说有《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云：“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一轴……屏祛群疠，缋神像以无邪；允授人时，颁历日而敬授。”[2]德宗朝诗人刘禹锡有《为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云：“图写威神，驱逐群疠；颁行律历，敬授四时。”其另一篇《为李中丞谢钟馗历日表》云：“缋其神像，表去疠之方；颁以历书，敬授时之始。”[3]《新五代史》卷六十七载：“进思大惧。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亻宗以诗题图上，进思见之，大悟，知亻宗将杀已。是夕，拥卫兵废亻宗，囚于义和院。”以上3条证明，唐、五代时岁暮有帝王向大臣赐钟馗图和历日的习俗。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了唐会昌元年(841)至北宋熙宁七年(1074)之间的绘画发展史，其中卷二至卷四是唐末至宋代中期284位画家的小传，有梁驸马都尉赵的《舞钟馗》，王道求的《挟鬼钟馗》，另外还有工画佛像人物僧智蕴在周祖时，进《舞钟馗图》，赐紫衣。赵、智蕴都有《舞钟馗》，而智蕴因献舞钟馗，得到皇帝赐紫衣，赐紫衣是古代皇帝对于极有功德且受皇帝隆宠的“名僧”或“高僧”的赏赐。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钟馗画已经是朝野各界普遍的喜好。钟馗画在唐宋时期，不仅朝廷推崇，而且民间更为喜欢。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记载：“旧传唐明皇不豫，禁鬼物，其名曰钟馗，既寝，遂安。令家家图其形象于门壁，禁中每岁则赐二府各一帧，又或作钟馗小妹之形，皆为捕魑魅之状，或役使鬼物，又云钟馗、门神，桃符板诸物，皆俟家祭毕设之，恐惊祖先也。”由此可见，唐宋以来民间流行在门上挂钟馗像驱鬼。《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载：“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1]987东西府在宋代指中书省与枢密院。《东京梦华录》亦载，当时的东京开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版、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4]。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说，进入十二月，驱傩活动中就有人装扮钟馗。由于岁旦在即，“纸马铺印钟馗、财马、田头马等，馈与主顾”。至除夜人们要“挂钟馗”等。钟馗画文献有许多的记载，笔者大致梳理并得出简单结论：从唐最早宫廷钟馗画问世到五代和宋士大夫画钟馗，到宋代钟馗画已与民俗息息相关。也就是说，钟馗从唐代以人性化登上历史舞台并神格化，以各种表现形式为大众所接受、所喜爱，逐渐形成朝野、世俗完整的钟馗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后世不断演变，不断杂糅、渗透融进民俗，通过载体传播，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吉祥民神。灵璧钟馗画自然不脱上述历史渊源，通过特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逐渐沉淀下来，形成钟馗民间艺术之乡。2 灵璧钟馗画产生的地理环境首先，灵璧县处于黄淮冲积平原的东部，古代开发很早，秦汉时期就已有“通衢之道”，是农耕文化开发较早地区之一。隋唐通济渠(也叫汴渠、汴河)开通，为灵璧的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通济渠是唐宋王朝的生命线，是各种政赋传递、商贸往来必经之地。唐时，灵璧的前身称“零壁”，是汴河之上宿州与虹之间的一个转运码头，由于发展迅速，成为通济渠上的重要城镇。宋哲宗元礻右元年(1086年)建县，灵璧在唐宋时期，通过通济渠的沟通，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得到传播，为钟馗画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次，灵璧钟馗画与朱仙镇钟馗木板年画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朱仙镇木板年画起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朱仙镇之所以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除宋时是距开封城南20多公里的商业重镇外，到了元朝时，黄河泛滥，元顺帝令贾鲁修治河道，明末清初是朱仙镇最繁盛的时期。因宋朝雕板印刷的普遍，钟馗图即有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载：“元丰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宋神宗时期，皇宫已有雕板印刷钟馗，由皇帝赏赐给二府(二府在宋代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可见，在宋朝即有雕板印刷钟馗赐予文武大臣。这一时期，朱仙镇木板画对钟馗画的传播是通过贾鲁河完成的。根据贾鲁河流经的地域，笔者认为，大概朱仙镇木板年画由贾鲁河经河南东部的周家口入沙颍河，再入淮河，顺流到安徽的界首、临泉，再传到宿州、灵璧等，从历史上看，皖北一带的门神、灶画，都妙似朱仙镇的年画，由此可窥其一斑。《宿州市志》第十八章“文化·民间美术”记载“木板年画”：“建国前，宿城有纸号(坊)十数家，较出名的有广泰昌纸号。其年画有观音、关公、门神、灶爷、财神等。”[5]《灵璧县志》第二十四章“文化·民间艺术”记载：“灵璧木板年画多以钟馗画为题材，有门画、灶神等，其构图丰满俊秀，雕版纤细精微，色彩鲜艳，有大红、桃红、黄、绿、紫五色，建国前，较有影响的作坊是陈永兴坊。”[6]《泗县志》第二十五章“文化·民间文艺”记载：“县内木刻主要创作年画。木板年画，包括画稿、画板大部分来自外地(如山东潍坊、本省灵璧)……在县城、各大集镇有数十家年画作坊，印卖门神、钟馗、观音、财神、关帝、天官赐福、金玉满堂、年年有余、龙凤呈祥、春牛图等。”[7]解放初期，灵璧县木板年画主要生产种类有门神、钟馗、灶王、财神、中堂、灯画、扇面等。灵璧是周边木版年画的集散地，当时的一个作坊，每天至少可以印制200至300张年画。其作者有专业的民间画工和刻工，也有农民直接制作而无署名者。钟馗木板年画尺幅见长，往往在农历十二月三十贴在家居右门的上方。以上信息均说明，灵璧钟馗画乡之所以形成，与灵璧逐渐形成的皖北地区较大的木板年画基地有关。而木板年画基地的形成，又因灵璧县一直以来是皖北地区土地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县，民俗生活丰富多彩，钟馗木板年画也在销售之中。3 灵璧钟馗画产生的人文环境灵璧县历史悠久，从夏商周开始，受道家鼻祖彭祖建大彭氏国的道家文化影响[注]灵璧比邻彭祖文化发源地徐州铜山区大彭镇仅40公里。，该地区人们容易接受钟馗文化。历史上认为钟馗是道教人物,虽然道家与道教有区别，但是，历来钟馗画创作归于道教人物，灵璧钟馗画也有类同。康熙《灵璧县志·外纪附》第370页载按小史：“唐贞观中，帝梦一神，状奇古。帝问为谁，神奏曰：‘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上帝命臣除天下虚耗之孽。’帝窃命吴道子图其状，传京师。今灵邑自昔相传所画之判是也。土人呼之曰‘判画’。蝙蝠即耗孽也。欲驱之去，非欲其至也。其衣冠唐制，风扬二巾带于上，非有是冠制也。又，昔灵人有余贤贤者画寿星，身短，道冠道服，垂绦，棕屦。非如今之长头多髯。亦有宋之遗像，人多不辨。” 说明灵璧钟馗画之“判画”已流传很久，且衣冠服饰已备。这种说法，记录了明清时期的灵璧钟馗画，继承唐吴道子遗风，以及钟馗道教人物的创作空间。唐宋汴河的繁盛，不仅使该地区经济迅速增长，而且各种宗教得以传播。如《灵璧县志》记载：“唐先天二年(713年)，本县佛教徒集资在县城北三村兴建寿圣寺，至清末，全县建有大小庙宇125座。”[8]灵璧县明属中书省凤阳府，直属南京，清属江南省凤阳府。尤其是明朝时所属凤阳府是朱元璋皇帝的家乡，明朝政府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重要扶持作用[注]《明一统志》里有许多记载。，灵璧在明清时期文化发达，人文荟萃，为钟馗画乡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明嘉靖年间，进士陈耀文所著《天中记》，明代万历年间的烟霞散人(刘璋)所著《斩鬼传》、云中道人《平鬼传》小说等，借写鬼域来画人世。这些文人笔下的钟馗故事，从外部来看对灵璧钟馗画也有一定的影响，如灵璧钟馗画创作题材之丰富，同样离不开文人的推波助澜，文人往往借助钟馗，或讽刺世事，或宣泄心中不满，钟馗画、钟馗戏、钟馗舞、钟馗诗等的创作，都离不开文人的大肆渲染。尤其是清初，著名画家高其佩42岁出任宿州知州，期间创作许多钟馗指画[注]有《钟馗变相图》册十二开。，可见灵璧钟馗画与官府推崇，文人染指分不开。灵璧县儒释道思想长期互相渗透，钟馗俗神信仰深深植根民间，从现在灵璧钟馗画乡的众多有识之士所挖掘的钟馗画创作题材来看，也是人文环境孕育的产物，如《钟馗驱邪图》《醉钟馗》《三破图》《神威图》《正气图》《仗剑图》《祥瑞图》《福自天来图》《钟馗甲胄图》《钟馗八灵图》《钟馗百图》(100米巨幅长卷)《钟馗惩鬼图》(10米长卷)等。手绘钟馗年画取材于民间信仰钟馗打鬼的故事，其寓意驱鬼避邪、保家平安、祈福纳祥、获得功名利禄等，多谐音表意、托物寄情、缘物达志、驱邪赐福、纳福迎祥，用于新年或端午节家中悬挂，以驱邪镇宅，趋吉避邪等。灵璧钟馗画经久不衰，直到解放前，灵璧城内还有数十家钟馗画店。据灵璧党校退休教师孟益园(85岁，钟馗画艺人)回忆：解放初期，他从萧县到灵璧工作，当时主要有韩本贵(字逸民)、何井树、刘开基、姚麻子、尹玉麟等几家画钟馗，各家风格迥异，绘制的成品多数尺幅不大，为整张的四开、三开，大红大绿，各具民间特色。好一点的“灵判子”能卖一块银元一张，这在当时可能与齐白石的画是同等价格。1952年，画师韩本贵的单幅小品(4尺3开)绘出约数十件，如 “五鬼闹判”“百馗图”(均为四尺)等，被寄到省文化局，后省局寄来30万(旧币，相当于现在30元)作为给韩先生的生活补助，并寄来宣纸和各色国画颜料(全是块状和盒装的老式国画色)。韩本贵先生的钟馗画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申报》上发表过。据孟益园回忆，他所见过的韩本贵穿长衫，一副文人装扮，谈吐都很礼貌。4 灵璧钟馗画与民俗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开放性，使得该地区能够吸纳周边众多文化精华。明清灵璧钟馗画乡已有相当规模，这个规模的形成，一定会和其他古老风俗相对应。古代挂钟馗一般在节日习俗中体现，故笔者选择除夕、元宵、端午三个清初节日来论述明清时期灵璧的民俗钟馗。康熙《灵璧县志》卷一“方舆志·节序”中记载：“除夕易门神、桃符、春帖，修岁事，除祭品，守岁，燃爆竹，送穷，烧破碎。是日多嫁娶，以为无忌。”[8]“上元张灯，饮酒，烧放火花。又有鱼龙之戏，有舞判之戏。夜深走桥，食粉团，为元宵之食。自十三日至十五，凡三日。”“端午悬符插艾，男妇小儿佩符，饮雄黄酒，涂口鼻，皆曰‘辟恶’；系五色丝于臂，曰‘辟兵’；角黍，以屈原故事。”以上可见，除夕的节日与《东京梦华录》民俗如出一辙。只不过《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是在十二月。上元节即元宵节。元宵节有“舞判之戏”和“夜深走桥”习俗。所谓“舞判”，即是指钟馗舞。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云：“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简，如钟馗像者，旁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4]可见，灵璧县至少在清康熙年间，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就有钟馗舞判的民间习俗舞蹈。“夜深走桥”走桥即走百病，元宵节晚上，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提着花灯，在河边、桥上游走，走桥必须走过至少10座桥，忌走回头桥，是旧时走桥健身、祈福的习俗。端午节时，有“悬符插艾”“佩符，饮雄黄酒”“角黍”等习俗。悬符即用朱砂画符于黄纸之上，悬于门前或房内，用以避邪；插艾即民俗传端午节插艾于门前可以驱邪、防病。佩符是用朱砂在纸上画一种神秘符号，传说佩在身上可以祛邪避凶。饮雄黄酒是指掺有雄黄的酒，雄黄是矿物名，中医用作解毒杀虫药，用意是祛邪避恶。涂口鼻亦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涂口鼻云可驱避毒虫；儿童手腕系五色丝线，用意以避兵器伤害等。这里虽然没有端午画钟馗的习俗，但是“悬符”和“佩符”足以说明该地民间在端午节对驱邪避恶的重视。以上三个节序中的民俗主要以辟恶、祈福为主，所以灵璧钟馗画之所以在明清就已经形成，与这一地区民俗生活息息相关。5 灵璧钟馗画用丹砂、县篆灵璧钟馗画用丹砂、县篆，在清初文人笔记和灵璧地方志里都有记载。“丹砂”又称“朱砂”“辰砂”矿物名，为古代方士炼丹的主要原料，也可制作颜料、药剂。朱砂有镇静、催眠、抗惊厥作用。朱砂用于钟馗画，在明朱棣(周定王)、滕硕、刘醇等编《普济方》卷二00有记载：“阿魏丸治鬼疟 阿魏砒霜，丹砂画钟馗纸烧灰，右为细末，用寒食面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发时，冷水下。宜用正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合。”《普济方》卷三百五十六亦载：“催生及难横逆又法，偷剪钟馗左脚，烧灰，水下。”《普济方》刊于15世纪初，系明初编修的一部大型医学方书。丹砂钟馗用于治病，有待于考证，但仅此看来，灵璧钟馗画用朱砂并不是首创，而是古代可用药方的延续。在明清时期，灵璧受黄泛影响严重，年年瘟疫，可能钟馗画的实用功能用于驱邪祛病。钟馗画传到晚清时，因灵璧为皖北物资集散重地，水陆交通方便，民间广泛流传灵璧“判子”的“辟邪”功能，有千里迢迢来灵璧买“灵判子”，用于过新年或端午节家中悬挂，驱邪镇宅，以示吉祥。清至民国时期，江淮两岸流传的三绝，即有灵璧灵判(另两判为凤阳凤画和天长天官)。解放前后，农村大小集镇逢集或赶庙会时，一些民间艺人常摆地摊出售“判子”钟馗画(用黄裱纸、朱砂等画以为辟邪)，往往供不应求时，大量采用套色的钟馗木板年画供其需求。百姓普遍相信钟馗画治病辟邪的效果。笔者调查，解放前，灵璧农村有家中儿童受惊吓夜哭或者老人生病，请“灵判子”回去，轻者挂在蚊帐或房门后面，重者则焚烧钟馗画，用其纸灰煎汤服用以解除病患(因钟馗画用朱砂有镇定作用)。直到现在，灵璧农村集镇还有摆地摊或推自行车兜售，用图画纸施少许朱砂的简单钟馗画，一张价格约5～10元。关于县篆，清金植《不下带编》中说：“上有县篆者尤灵应云”，可见，在明清时期，灵璧钟馗画就已经有地方标志。加盖县篆从何而来，从以下传说中可略知一二：传说一是古时作为贡品需加盖县篆；传说二是最初县印都由知县加盖，后来画店多了，知县传话改由城隍庙主持代盖。因城隍老爷是阴间的县官，也有和阳间一样的铜县印，画师到那里加盖了县印，减少了县衙麻烦；传说三是加盖一个县篆代表一品高升，3个县篆成品字结构，代表钟馗品行端正。这3种说法说明灵璧钟馗画加盖县篆由来已久，且有美好的寓意。灵璧钟馗画早在民国初年就走出国门，扉声海内外。《灵璧县志》第十二章记载，1915年，灵璧选送地方特产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中展出，翟光远的甲胄“武馗”《驱鬼图》荣获金奖[9]。如果这条消息可靠的话，说明灵璧钟馗画在1915年就跻身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奖，第一次走向了世界。有趣的是，在这一次的金奖获得者中，据说国酒茅台、江苏苏绣等也在其中，这不得不为灵璧钟馗画感到骄傲。只不过随后军阀混乱，烽火连年，灵璧既遭兵祸，又遭水灾，就在这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年代，灵璧“判子”还是很受群众喜爱。1915年，灵璧翟光远的钟馗画在国际上展出，按照钟馗画的惯例，应该盖的是民国政府的县印。也许是1915年的辉煌成就，使得灵璧钟馗画代表了一方特产珍宝，地方政府要竭力保护，所以钟馗画在很长一段时间，一定要加盖政府县印。笔者在2010年采访了现家住蚌埠的朱俊仪(85岁)老先生，他对灵璧钟馗画在解放前的情况做了大致介绍。老人回忆：解放前，他家住灵璧城里，他的小叔在县衙当差(做财务工作)，当时城里有不少画钟馗的，其中韩本贵是翟光远的大徒弟，他画钟馗最多、最有名，当时画好的钟馗都是成卷拿到县衙盖县印，县长是桐城人史淮。1949年秋天，他曾用一石二斗小麦(合180公斤)，换韩本贵钟馗画(画心)24张，带到皖南泾县出售。由上可知，至少在解放前，灵璧钟馗画加盖的是政府的真县印，而不是现在灵璧画钟馗的人，每人都刻一枚县篆。盖在钟馗画上方成品字形结构的县篆，为灵璧钟馗画特有的标志。6 结束语综上所述，灵璧钟馗画始于唐，发轫于宋，鼎盛于明清，通过世代传承，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保存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人文信息，与民俗、宗教等文化息息相关。它所具有的本土价值在于钟馗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积淀，代表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灵璧钟馗画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的传承价值。如今，灵璧钟馗画已达到全盛时期，形成全国唯一的钟馗画乡。钟馗文化对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和谐发展理念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具有恒久的文化艺术价值。参考文献：[1]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补笔谈[M].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986-987[2]张说.张燕公集：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7[3]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9[4]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9[5]宿州市志[Z].上海：民间美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417[6]灵璧县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782[7]泗县县志[Z].杭州：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1990：496[8]灵璧县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840[9]灵璧县志[Z].合肥：黄山书社，2007：6-48[10]灵璧县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400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0/1103/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