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据作者多次讲演整理(3)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更不愿甚至不敢外出，从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旅行家、考察家、探险家，个别获此称号的人其实都另有使命或目的，如张骞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法显、宋云、玄奘是为了求法取经。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并称为大旅行家的杜环，实际是唐朝军队的文书，公元751年随高仙芝出征石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军意外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全军覆没，高仙芝带少数人逃回，其他数万唐军被杀被俘，杜环作为俘虏被送往阿拉伯。他得到阿拉伯人的优待，居留12年，期间还能周游列国，到过北非今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北部，之后又乘阿拉伯的船回到广州，再返回家乡长安。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经行记》[3]，正好他的族叔杜佑在编纂《通典》，收录了这篇文章，留下了千余字的珍贵史料。造就杜环这位大旅行家并使他的事迹得以流传的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而不是他个人或社会的必然条件。

所以在古代中国找不到任何开辟和维持这条丝绸之路的理由，反观欧洲及西亚、中亚各国，则其动因显而易见。如希腊境内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其有限，人口增加后连水源也不足，面临地中海，附近岛屿星罗棋布，航海至北非相当方便，而从陆上扩展几无可能。正是本土资源不足，缺乏扩展余地，促使希腊在征服波斯后继续向东，要不是亚历山大英年遽逝，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必然结果。

两河流域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大多是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更只是范围不大的绿洲，文明起源虽然很早，但天然资源并不丰富，能开发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这一方面促使当地政权不断向四周扩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商业与贸易，以便使本地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并获取本地稀缺的物资。小麦、绵羊、黄牛、马、青铜等都是作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才一步步传至数千公里外的中国。驱动商人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高额利润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和平友好。

三、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

这条丝绸之路形成后，给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中亚、西亚的联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在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的同时，中国并未利用这条道路进行扩张。这倒不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爱好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要知道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根本不需要扩张，或者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扩张的方式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本来都是归我统治的，都是属于我的。而在还没有直接统治的地方，什么时候我需要用就用，需要去就去。而“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蛮荒之地，那里的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没有开化，与禽兽无异，这些地方怎么配成为“王土”？就是在王朝内部那些蛮夷聚居的地方，朝廷也长期不去治理，只通过羁縻机构、土司衙门管理，“因其旧俗”，让他们自生自灭。有时皇帝还会主动放弃一些土地，赏赐给藩属国，美其名曰“守在四裔”——让四裔给我守边疆，减轻朝廷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就这样将朝鲜半岛铁岭以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赐给了非常“恭顺”的李氏朝鲜，从此中朝之间才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其次，是否有资格成为“王土”的主要标准，是该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否则，即使出于安全的需要一时占据，最终还是要放弃的，因为“取之无所用，弃之不足惜”。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扩展到河西走廊，超过了秦朝的边界，因河西走廊有绿洲和水源，适合农耕，就正式设置郡县，并且大规模移民加以充实。⑥但在汉军击败匈奴，深入漠北，据有蒙古高原，却在“封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后就退回汉地，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动过直接统治这块无用之地的念头。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⑦。就是在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要求“内附”，宣帝却不接受，将他的地位定为“天子不臣”（“位在诸侯之上”），支持、资助他回匈奴当名副其实的单于，规定“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4]，没有要长城以北的土地。在汉武帝开疆拓土后，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几乎都已设置郡县，就是以是否适合农业生产条件为标准的。这一格局往往只有在非华夏民族入主中原时才会有局部改变，直到清朝才被完全打破。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02/4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