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据作者多次讲演整理(4)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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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再者,中原王朝向西的扩张都是军事反击的结果,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从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在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都

再者,中原王朝向西的扩张都是军事反击的结果,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从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在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都只设置监护性质的军事机构,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只要愿意服从一般都予保留,并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在这些地方,除了必要的军事屯垦外,从未进行过开发性的移民,或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划。由于路途遥远,驻守成本太高,平时只派驻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一旦国力衰落或财政困难,就会主动撤退。西汉末留驻西域都护府的不过数千人,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今新疆库车),以后就完全放弃了。东汉期间西域“三通三绝”,都护府、长史府撤销了三次。中原发生战乱时,设在西域的监护机构往往名存实亡,或者听任它自生自灭。唐朝灭西突厥后据有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但能西达咸海之滨却是一位波斯王子归降所致,所以这一全盛疆域只维持了三年。这片辽阔的疆域的实际统治者依然是当地的部族首领,只是它们的名称换成了唐朝封的羁縻都督。而在唐朝官员、诗人的心目中,“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阳关以西是没有春天的苦寒绝境,是老朋友也找不到的异域,并非自己的家园。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东撤,吐蕃据有西域,唐朝的边界退到了陇西。丝绸之路的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年张骞从陇西出发开始了第一次通西域的行程,客观上导致丝绸之路的开始,差不多八百年后唐朝又退到了当年张骞的出发地。从此朝廷再也管不到新疆,直到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才完全恢复。要说中国利用丝绸之路向西扩张,岂不是对历史的讽刺?

四、中国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

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的根据,是张骞出使西域使这条道路成为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但从一开始张骞和汉朝就没有将丝绸当作商品。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配备了150名随员,每人备两匹马,确实带了大量丝绸,与所带的金帀合计价值达数千万至上亿[5]。张骞为什么会带那么多丝绸呢?自然与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获得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有关,他了解到西域没有丝绸,而且考虑到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无论是一匹马还是一个人,有效的负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只有像丝绸那样价值高、分量轻,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

但这些丝绸完全是免费赏赐给西域各国的礼品,不仅挣不到一个铜钱,连异常高的运费也是在汉朝的国库中开支的。每年要派出十几批使团,规模大的要数百上千人,还连续多年,累积起来运往西域的丝绸固然不少,但对汉朝而言只是加快了国库的空虚。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却从张骞因出使而功成名就和丝绸大量出口中看到了发财的机会,纷纷报名请求出使。好大喜功又苦于找不到那么多使者的汉武帝喜出望外,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资质。这批货真价实的汉使从国库领走大批丝绸,到西域后却只将小部分作为赏赐礼品,大部分丝绸成了他们牟取私利的商品,客观上倒使大批丝绸提前进入西域的市场。

经过短期接触就要吸引西域各国派出使者去遥远的长安朝拜,对张骞和后继的使团来说并不容易。但这又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以随同使团回到长安的西域使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只是精明而胆大的商人。好在汉武帝只要能感受“万国来朝”的尊荣,绝不会要求主管部门认真核对来使的身份。这批西域商人在获得丰厚的赏赐品后,肯定不会全部上缴本国的统治者,只能像那些“汉使”一样用于个人经商牟利。汉地价廉物美的丝绸更激发起他们长途经商的热情,有些人从此成为往返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丝绸商人。

物以稀为贵和商人逐利的客观规律,使汉朝的丝绸很快在西域向西流通,最终进入罗马。罗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再贵再多的丝绸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何况能进入罗马的丝绸毕竟数量有限!超高利润驱使一批商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这条丝绸之路,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在沿路发现的累累白骨见证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既然如此,作为丝绸原产地和输出地的汉朝、唐朝商人,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呢?难道他们没有商业头脑,看不到商机,不想发财吗?当然不是,连那批应召的“汉使”都在西域当上了业余商人,翻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更能见到一个个商业奇才。可是商人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是很低的,而且从秦始皇到汉高祖、汉武帝都将商人置于社会的底层,压制打击不遗余力。如秦朝规定商人的户口必须登记于商籍,而且子孙不得改变身份。正常征发兵役、劳役不足时,商人是仅次于罪犯的候补征发对象。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出行时不能乘车,还加征税收使他们经营困难。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官营,断了一群大商人的生路,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财产并将部分没收的财产作为奖励(告缗),更直接掠夺商人长期积累的财富。汉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商人要离开本县外出经商,必须向县官申请,将自己的“名数”移到外出人员项内,才能获得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文书,以备各地关津的检查。边疆地区更是严密防范,连合法在那里服役的士兵及其家属,都必须持有记录完整的文书,以便核查。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见到实例,在一支木简上写着户主某某,某郡某县某里人,几岁,身高几尺几寸,(肤色)黑色,或黄黑,有的还注明“多须”;接着是妻子及子女的姓名、年龄,包括婴幼儿在内。[6]从汉朝至唐朝,出于军事或安全的原因,在西部和北部边界都禁止本国人出境。即使是在边境安宁的阶段,也严格防范。西汉后期与匈奴和好,但在长城沿线各关隘的查禁丝毫没有放松。匈奴人很不理解,汉朝官员直截了当说明,这不是为了对付你们,而是防止我们自己的百姓偷渡[7]。玄奘西行取经,到瓜州边境时就无法出境,他求法心切,只能冒险偷渡,要不是遇到信佛的边防长官,后果不堪设想。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302/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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