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料与人本明中后期通州张家湾等处的砖窑厂(2)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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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1 《顺天府·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畿与通州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有研究

图1 《顺天府·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畿与通州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0页。

有研究者提出,通州至京师一段,明代曾存通州砖厂、张家湾料砖厂、通州修仓分司、大通桥砖厂、方砖等厂数处砖料存放机构,且弘治年间(1488——1505)通州砖厂逐步废弃,该区主要收储砖厂转为张家湾料砖厂。[5]王毓蔺:《明北京营建烧造丛考之一 ——烧办过程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其所称“通州砖厂”事,或本自雷礼《国朝列卿纪》对于余姚陈雍的一段载录:陈氏弘治元年(1488)“授工部营缮司主事,修通州仓,兼理张家湾砖料。砖厂原在土桥,改迁水次,至今便之。”这里所谓“至今”,当在雷氏书成的嘉靖后期(约1552——1566)。[1]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三《南京工部尚书行实·陈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27页;杜望:《雷礼〈国朝列卿纪〉初探》,《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而具体迁址时间,据《明孝宗实录》最早也要到弘治三年(1490)正月壬申左右,因此时方见该事被郑重地记载下来:“命改建料砖厂于长(张)家湾之浑河口,以工部主事陈雍言‘旧厂去水次颇远,军、民船运纳料砖不便’,故也。”[2]张懋等编:《明孝宗实录》卷三十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742页。不过,《厂库须知 · 修仓厂》的“小序”仅论及有“营缮司注选主事,三年,专管京仓修理事节”,未涉通仓。而通州仓廒的修理,《厂库须知》已归入都水司通惠河道,于是就有了该河道“小序”中那一段很别致的写法:掌通会(原文即此字)河漕政的都水司奉敕注差员外郎,兼管修理通州仓廒,并湾厂收发木料事。[3]何士晋等汇纂,连冕、李亮等点校整理:《〈工部厂库须知〉点校》(正册)卷四《营缮司·修仓厂》、卷十《都水司·通惠河》,第169、545页。也就是说,如果陈雍弘治初的履历记述准确,那么到了百余年后的万历中后期(约1589——1619),修理通仓并物料诸事表面上由营缮司转移到了都水司,原先兼理的砖厂换作湾厂,且以通惠漕河为核心实现行政归集,并由较正六品主事高一级的从五品员外郎统辖,而该衙门的行政地位自然也因之得到提升。不过,这里关于砖厂仍有些尚待详考的历史细节,如陈氏迁厂前的名称可否被直接叫作“通州砖厂”,前揭研究者引述清代材料认为其又称“石坝砖厂”,可从《列卿纪》描述上看,是否应称为“土桥料砖厂”,或“土桥砖厂”?而陈氏修通仓时“兼理张家湾砖料”,到了通惠河道治下,似乎曾受皇命改建、弘治之前即已存在的“张家湾料砖厂”竟渐行隐没,该衙门倒又成了兼责湾厂木料储用事。

对于通州或是石坝砖厂的情况,其实《厂库须知》亦有记录,但与皇木厂、料砖厂相同,只见一次且更趋模糊。该书在《通惠河 · 年例支用钱粮》内仅有的两条,专有一条简略谈到修理通仓事,包括每年修廒、参与官军的数量,以及兴工头尾时程、歇工办料和消耗计费,涉及木植、砖料处则言:

应添木植,取于厂、局,不敷,量行买办。砖料,石坝砖厂折缺内取。如,南来砖少,烧造“黑城砖”用灰瓦钉、麻苇草等物,出自军办料银。每年,除木植、砖料,于厂、局取用,其买办物料,大约计费六七百两为率,俱出本司征、贮。各军料银,并不赴节慎库关领。[4]何士晋等汇纂,连冕、李亮等点校整理:《〈工部厂库须知〉点校》(正册)卷十《都水司·通惠河·年例支用钱粮》,第547页。

除此之外,目前已知对这个石坝砖厂的清晰记录的确十分罕见,似乎仅见清初《古今图书集成 · 方舆汇编 · 职方典 · 顺天府部》内《汇考九 · 顺天府公署考》合载的各府县志中,通州项下有云:其“在北门外稍东,今存墙垣”。其前后另有“张家湾巡检司,在土桥西”“大官厅,在石坝,旧名督储馆”“右司把总署,在皇木厂,在湾北”“提举司,在广利闸,今废”和“料砖厂,在湾内,本属工部修仓主事监收砖料居之,今久废”等数条,不过也成了一套搜罗明代当地主要衙署于清初相关情形的关键记叙。[5]陈梦雷、蒋廷锡等:《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64册卷十六,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7页。借此观之,石坝砖厂位于通州,当在石坝码头周边[6]通州石坝乃嘉靖七年随通惠河浚通而成,万历后期的描述即是在通州旧城北关外,乃京仓粮储搬剥转运码头,入里漕通惠河。加上通州前已存在的土坝(万历后期的描述即是在通州东城角,以防御外河,亦乃通仓粮储剥运、车转码头),形成共两处漕粮专用码头(参见杨行中等编,刘宗永校点:《(嘉靖)通州志略》第2册卷三《漕运志·漕渠》,中国书店2007年版,第41页;周之翰:《通粮厅志》第1册卷五《河渠志·河防·桥闸坝》,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版,第386——387页)。又,据万历初《明会典》记录,石坝与广利闸、普济闸、南普闸、土桥闸、通流闸合称通州的五闸一坝(参见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七《工部·都水清吏司·河渠·运道·闸坝》“通州”项,《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与明弘治前的土桥料砖厂以及张家湾料砖厂并非一处。至于“土桥砖厂”,清末的《通州志 · 村镇图》中倒是登记了土桥和砖厂两处,均距张家湾北部不远[7]英良、王维珍等编:《(光绪)通州志》第1册《学宫州署城池疆界村镇全图·村镇图》,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150页。,但因其材料晚出,这里不做引述。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708/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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