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料与人本明中后期通州张家湾等处的砖窑厂(4)

砖厂有中官六七人，嘉靖七年以前，与司官同收、同放。及裁革，专之者，主事也。然出纳之际，宿弊丛多，中官虽不与其事，不免请托。且密迩京师，勋戚、厂卫视为奇货，大率意在冒破、干没，不顾亏损官帑。……若砖料，旧例，凡粮船一只，带砖九十六口，民船则随大小为差事，既丛琐，弊尤难稽。每临清至通州，虽有原来号簿，但先后、多寡难以齐一。又有外河经纪，自张家至通州厂而言也。有里河经纪，则自通州过闸，至大通桥而言也，堆垛漫无统纪。[3]谭大初：《谭次川自定义年谱》卷一“（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四十岁”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明代名人年谱续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497——498、501页。

嘉靖七年，作为清初史学家即已梳理出的核心时间点，乃通惠河在明中后期成功浚通之际[4]万斯同：《明史》卷八十九《河渠志·通惠河》，《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325册，第525——527页。，内官竟也看似巧合地于此刻退出砖厂，改由工部营缮司主事专责修仓和砖料。暂不论中珰、勋贵、厂卫仍对之觊觎，谭氏所描述的那种几乎是彻底依靠水运抵京的输送方式，势必触发行政操作上不小的改变。其重大者，恐怕得算出现了承担当时从张家湾到通州厂（应即通州修仓厂），以及由通州入通惠河，再转至京师东南城墙傍大通桥的、稳定的“闸河经纪”，并最终在此经济行为基础上，催生出了我们将另有专文讨论的通惠闸河的统一调度机关“通惠河衙门”。这从侧面说明，原先以张家湾、通州为节点的河路砖料的陆路转送通道，已逐步为通惠河替代，其大宗者能够较简便地直抵大通桥了。由此，也就产生了新的麻烦—— 仅大通桥一处砖料便可谓“堆垛漫无统纪”了，通州等处河道沿岸的混杂怕是愈发不堪。

二、大通桥砖厂

再比对《厂库须知》，至万历后期，显然大通桥砖厂意义重大。由正五品郎中聂心汤与从七品给事中何士晋共同署名的《营缮司条议》里，甚至直接表明“临清厂，每年烧造‘年例砖’一百万个，运至大通桥砖厂堆放”。其等更曾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查明，该厂竟存砖三百余万个，乃至“厂无隙地”[5]何士晋等汇纂，连冕、李亮等点校整理：《〈工部厂库须知〉点校》（正册）卷三《营缮司》，第150页。。这般大规模的砖料制作后的转送、贮放，令人不免对彼时张家湾料砖厂的存续情况生出疑窦。倘再结合我们关于张家湾皇木厂的讨论，不难推知，万历后期张家湾料砖厂的功能应已衰弱，或有了同皇木厂联合运作收储的倾向。《厂库须知》中最常见的“湾厂”叫法，当又是对此二厂的统称，最终指向了那个超出万历初《明会典》之外的新衙门——通惠河道。可以说，《厂库须知》记载的时段，统摄神木厂及临清砖厂的营缮司管差员外郎，理论上还需都水司通惠河道所辖张家湾皇木、料砖厂，以及营缮司控制的大通桥砖厂等做收放配合。而实际操持中，营缮司则仍能较系统地掌握着砖、木等营建原物料从烧造、采伐到运输、收储的全过程，只是其间势必又会在事权上和通惠河衙门发生必然的争夺。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基于通惠河衙门在《厂库须知》中颇为关键的提示话语，即营缮司专章内“年例钱粮 · 一年一次”项最末有一组三条、与其余各条均相对独立的内容，涉及“临清砖厂烧价”“通惠河经纪运砖脚价”及“修理京仓”[1]何士晋等汇纂，连冕、李亮等点校整理：《〈工部厂库须知〉点校》（正册）卷三《营缮司·年例钱粮·一年一次》，第111——112页。。这虽是营缮司旧有之职责，不过起码在《厂库须知》系统中，通惠河道已被设置在都水司内，除了京仓和“神木厂”兼摄的、未见清晰叙述的临清砖厂，营缮司据此三条即可于行政法理上，与都水司通惠河道共同兼管“湾厂”。再联系前述嘉靖七年后的槽河里、外河经纪相关情形，嘉靖九年已草成的《通惠河志》之编者，也就是嘉靖七年主持修浚通惠河的御史、后来的处州知府吴仲曾说：

经纪二百名，专管剥运粮米。张家湾旧有起粮经纪，听与运军自为相识，往往诓拐脚价，负累官军。嘉靖八年（1529），该臣题奉钦依，拣选充当，真可行之，永久而无弊矣。[2]张溶等编：《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嘉靖九年八月丙子”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753页；吴仲编，段天顺、蔡蕃点校：《通惠河志》卷上《夫役沿革》，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1页。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网址: http://www.zglsdllc.cn/qikandaodu/2021/0708/554.html